在正常的华夏各朝各代中，民间组织武装确实是与组织造反画上等号，一旦有谁纠集人手走漏风声，那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官府大军的围剿。
问题是吕哲所治理的国度与历朝历代都不是那么相同，说白了那些劫掠证颁发下去之后大部分是被在职的文武官员得了去，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是落在了民间手中，且民间获得劫掠证的不是大氏族就是大豪绅。
历朝历代的文武官员，入流和那些不入流的，多多少少是会训练自己的私人武装。这种情况很多与是否要造反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一种到了一定地位的人都会走的“流程”，是为了自保也是必须的看家护院。
大氏族与大豪绅就更没得说了，氏族本身就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一种家族，该种家族的子弟众多，自古以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家族武装；豪绅因为有钱有粮，也是最为没有安全感的人群，怎么可能不会聘请护卫之类的武装人员？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不管是文武官员，或者是氏族和豪绅，他们看个人的财力、人脉有多大，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很多时候甚至是超过了一些诸侯小国的国家军队数量。
吕哲建立汉国，在制度上严格规定了什么样的品阶能够拥有多少部曲，而部曲是军方才会有的武装力量，并且除非成为贵族，不然哪怕是在军中担任将军最多也不过是能拥有五十部曲。文官那边却是没有这样的便利。
有别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国情令很多人感到不适应，到了一定的身份，或者是拥有了一定的家产。律法却不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私人武装，在吕哲没有颁布劫掠证这种可以合法拥有组织武装力量之前，他们是担惊受怕地悄悄组织，组织也是聘请田佣或是小斯的名义。
吕哲发现无法武装私人力量给予一些群体强烈的不安全感，文武官员那边倒是好说，但是氏族和豪绅却是在不安全感中患得患失的同时又战战兢兢，像是都放不开手脚一样。
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上层结构稳定才能给予中低层人群带来动力。一旦上层结构不敢进行投入，中低层人群不会获得足够的机会。那么什么发展都甭提了。
发现那一现象的吕哲不可能重开不经允许拥有私人武装的“大门”，但是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大帮本来应该带动社会发展的人群，这些人因为没有安全感而不敢有所作为，那么在监督形式下的私人武装。也就是需要获得劫掠证才能组织的武装群体，类似于一种雇佣兵的团队，就此运营而生了。
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对于吕哲治下的国度来说，吕哲所开创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开扩时代。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国家的军队不断在开疆扩土，军队攻灭敌国，军队杀戮异族，国家的国土面积和所有资源都在不断不断地增加。
国家性质的开疆扩土获得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但是国家注定不会清扫干净所有的边边角角或是每一块疙瘩地方。那么就形成了国家吃肉，残渣或是汤汤水水却是放在一边没动的情况。
文武官员与氏族、豪绅寻求劫掠证是为了在这个大开扩时代更多的分一杯羹，话又反说回来。哪怕是没有劫掠证来合法地组织私人武装，他们该拥有私人武装也不会改变，顶多就是暗藏起来罢了。那么以其使人暗藏，不如摆在明面进行监督和监控，这样一来很多人不用在担惊受怕，统治者也能将大部分情况尽收眼底。更加能用律法来约束和控制那些武装，让那些武装去干一些军队不能干的事情。例如有组织性地去杀戮敌国的平民，去劫掠敌国的财富。
事实就是那样啊，属于国家的军队哪怕是再怎么暴力，能不沾上平民的鲜血就要避免，军队一旦平民的血染得多了，那么军队就将失去自己的荣誉感，成为一支没有任何原则的暴力机器，最终导致的是约束性越来越大，演变成野兽般的蝗虫。
军队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开扩，必要的时刻成为国家守护的力量，蝗虫拥有的只有破坏，蝗虫不懂得什么叫守护，一支不懂得守护的军队就不止会成为一柄双刃剑，最终他们必定成为毁灭自己国家的存在。
吕哲可以像一些人解释自己的理念，也能去解说那些理念里一些行为的初衷和期盼，不过那是针对国家的核心官员才能说的话。他面对将军府的那个侍郎能摊明白了说么？显然是不能。
“卿忠诚可嘉，日后便来宫中随身保护孤吧。”吕哲是笑着说这句话。
将军府的侍郎叫石迁，他愣了很久才又是喜悦又是迷惑地应：“诺！”
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群不明白时代的变迁，也会有那么一批人群忽视掉了周遭同僚，石迁就是属于那一类人，他要是平时多多注意或是与同僚们互动，会明白文武官员们都参与到了某一件事情中去，也会知道某一件事情的产生是有着没办法公告的因素在内。
话又说回来，要是石迁知道一系列事情的起因和缘由，他还会在所有人都按照既定游戏规则进行的时候，傻愣愣地站出来说那些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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