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只能写一些讽刺模仿性的作品，他的创作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必须去探索新的出路。于是莱维屈恩就有了第一次遭遇魔鬼的经验。
在莱维屈恩到莱比锡学习音乐的第一天，他就被他雇请的一位导游带到一个妓院，当时他落荒而逃;但一年之后，莱维屈恩却去寻找了那个妓女，并不顾她的劝阻疯狂地与她纵谷欠，结果染上梅毒。托马斯·曼在作品中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密渴求在起作用？是渴求恶魔性，渴求一种剧烈地突破性来改变他的天性，以至于被警告者蔑视那警告而坚持占有那肉体？”这个秘密渴求就是莱维屈恩内心深处想要突破困境去创作的冲动与渴望。作为一个天才，他不会屈服于平庸的外部环境和传统文化遗产对自己生命创造力的束缚，他意识到，只有将心灵深处中的“恶魔性”充分激发出来，才能找到艺术创作的灵感。因为在这个时代，“天才，是一种刺激人奔向无意识的黑暗的绝望的意识之光。在尼采那儿，这种无意识被表述为狄奥尼索斯的、神话的、神秘的。”于是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感染上了梅毒）而获得对“恶魔性”的体验。从那以后，他的音乐题材有了一些变化，摆脱了纯粹的讽刺模仿，音乐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也可以说是“恶魔性”初步激发了他的音乐创作灵感。
莱维屈恩第二次遭遇魔鬼，是通过他的一次幻觉来完成的。发生这个幻觉的背景是，莱维屈恩在第一次遭遇魔鬼以后激发起创作欲望，创作了具有现代精神与民歌相结合的《十三首布伦塔诺歌曲集》等作品以后，又面临着新的困境。这里似乎让人想到音乐家马勒。布伦塔诺是德国海德堡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尔尼姆共同收集整理的民歌集《男孩的奇异号角》给许多现代艺术家带来了艺术创作的灵感。马勒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布鲁诺·瓦尔特说：“当马勒读到《男孩的奇异号角》的时候，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根。”
马勒不仅根据《男孩的奇异号角》创作了艺术歌曲，而且还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交响乐作品中，如第二、第三、第四交响曲。民歌中原始的画面成了马勒音乐中人对世界的体验的象征。马勒的传记作者曾这样评论马勒的音乐：“他的音乐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新的音乐形式的预言，马勒对人类理想的幻灭、对死亡深刻的恐惧，对命运不安的预感，深深地吸引了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托马斯·曼对马勒相当钦佩，曾称赞他的作品是“我们时代最真诚的，最虔敬的艺术意志的体现”。莱维屈恩的创作似乎重蹈了马勒的灵感之路——从民间寻找创作的灵感。这是他在“恶魔性”激发的创作激情下走向真正的艺术天才的第一步。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民间从来就不是独立地、纯粹地存在着的，它总是被遮蔽着，难以爆发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审美精神。因此，要发扬真正的民间精神就必须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把“酒神精神看作民歌的深层基础和先决条件”。尼采曾高度评价像《男孩的奇异号角》那样的民歌，认为在那里连续生育着的原始旋律，“在自己的周围喷洒如画焰火，绚丽多彩，瞬息万变，惊涛狂澜，显示出一马平川的史诗闻所未闻的力量。”
……
魔鬼作为莱维屈恩内心深处的“恶魔性”的象征，是比较明显的。魔鬼在小说里代表了莱维屈恩心里的某种无意识。他曾对莱维屈恩自我介绍说，他住的地方，就是凯泽斯阿舍尔恩。这个城市在小说里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仿佛还处于中世纪：古老的教堂，介于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之间的建筑，带有屋顶的钟楼，尖项的塔楼，由鹅卵石铺就的树木环绕的广场等等；从整个城市的气氛来看，“在空气中，中世纪的三灵依然在游荡，早已过时的中世纪的神经怪癖症依旧存在，一种潜伏着的灵魂病还在流行”。这是一些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东西，是“对这个城市来说最为决定性的东西，出于虔诚，即出于对时间的蔑视和对自身的骄傲，为了回忆和尊严而保留下来。”凯泽斯阿舍尔恩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还象征着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的那个“古老的领域”，我理解这个古老领域唤起的不是一般的“怀旧”，而是无意识。莱维屈恩从小在凯泽斯阿舍尔恩生活过八年，随后就离开了这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凯泽斯阿舍尔恩曾离开过他吗？无论他走到哪儿，他不是一直与它在一起吗？无论何时，当他以为是自己在做决定时，他不是已经被它支配了吗？”这是暗示魔鬼与莱维屈恩简直是与生俱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只不过莱维屈恩没有意识到而已。暗示与象征在这里都成为某种无意识的注解。因此，莱维屈恩与魔鬼签约也就是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深度遭遇，从此激起他巨大的创作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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