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混迹在官场中的官僚们来，阴谋论是永远不会嫌多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真相，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可能的。况且，王子晋这经历，就连他自己回想一下，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更何况是外人了？
不得不，顾宪成这一伙人的脑子还是很够用的，对于官场和世情也相当了解，一番讨论之下发现这里面的文章恐怕不，几种可能性归纳起来，还是“王子晋是王锡爵的暗子”这一条更大一些。
可是问题在于，他们虽然都是文官，也多半都是属于江南官场这一批的，像顾氏兄弟是无锡人，高攀龙也是无锡人，和王锡爵籍贯的苏州相距不远，但是从政治立场上来，他们却是属于敌对阵营的。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王锡爵的政治立场，其实是和他的老师张居正一脉相承的。从大明官场的结构来，自从朱元璋改革政治体制，取消了宰相，而以皇帝直接统管六部，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管不过来这么多人，这么多事。
朱元璋采取的，是用文官制文官，皇帝居中平衡，他加强了御史言官的权力，用他们来监督行政系统，所以文官集团就渐渐分成了两拨，一边是执政的文官，从地方各级官吏，一直到六部，都是这个系统；另外一拨就是言官，言官有给事中，有巡察御史等等，几乎遍布整个行政系统的各个部门，对行政官员起到了全面的钳制作用。
钳制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言官系统对行政系统权力的侵夺变得相当严重，像巡按、巡抚这些官，本来都是御史临时下去当的，原名都叫巡按御史、巡抚御史之类的，后来干脆直接成了地方大员，凌驾于原本的布政使之上！可见言官的厉害。
本来这套制度运行的相当成功，明朝文官的地位就此一落千丈，失去了唐宋时对皇权的抵制作用，被朱元璋玩弄于鼓掌之间。可是永乐之后，就出了问题，因为朱棣的皇位来得不顺当，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相当紧张，这两拨几乎都不怎么买账，所以朱棣管理起来相当辛苦，他没有朱元璋那种威信，因此只好设置一个内阁出来。
名义上，内阁是个官位不高的机构，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而已，但实际上，这个部门用的都是文官系统当中最具有声望的官员，后来所形成的科举进士——选庶吉士——进詹事府——经筵官——言官——六部尚书或者侍郎——入阁，这样一套内阁学士的成长流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就是从科举中选拔最优秀的分子，然后不让他们参与地方行政系统，直接当作秘书党来培养，最终入阁的时候，这些人在文官中的声望就使得他们足以帮助皇帝来管理整个文官集团了。
所以内阁的设置，从根子上来，那就是皇帝管理整个文官集团的工具。当然工具诞生了以后，就跟机器人一样，迟早会有人工智能，他们又会和皇帝产生程度不同的矛盾，甚至可能会站在文官集团的一边，向皇帝开火，比如嘉靖刚刚即位的时候，内阁就很不听话，逼得他连脚跟都站不稳，最终一个大礼议把整个文官集团都收拾了一遍，等到严嵩掌权才最终服帖了。
但是不管内阁如何摇摆，他的先属性是不会变的，言官清流系统，从根子上就不服内阁管，因为官制决定了，言官没法对内阁俯首贴耳，那样的话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没有了意义，那么言官如何生存？
可是行政那边又不干，言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他们都受不了了，整个帝国的办事效率却是越来越低，因为言官从理论上来，什么都能管，偏偏他们管了又可以不负责任！言者无罪么，这可是太祖朱元璋给的护身符。
因此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怪现象，大明帝国办事的是行政官员，但是事情办完了之后，这些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遭到言官们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非但无功，往往还有过，这谁能受得了？勇于任事的官员，就这么一少下去了，大明也就越来越步履蹒跚，再也不复洪武、永乐时的勃勃生机。
一直到张居正时候，这位手腕高超又胸怀大志的宰相，终于扭转了这种局面，他的武器就是考成法。世人起张居正，都会提到他的一条鞭法，清丈田亩什么的，可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张居正的首创，但是前人干不成的事，到他手上干成了，靠什么？真正奠定张居正改革基础的，就是考成法。
考成法，是仍旧以言官系统去监察行政系统，但言官系统的监察结果，却要通过内阁，简言之，就是整个文官集团的两大系统，最终统合到了内阁的手下，这才使得权力真正得以集中，张居正的意志，成为了真正的最高意志。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别万历皇帝还没成年，他就算成年了，张居正想不交权就可以不交权，因为他真的最大。有了权力，才能做事，才有了一条鞭法，才有了万历中兴的改革成果。
可是张居正这么搞法，言官系统当然不干，他们原本是和行政系统平起平坐，甚至经常凌驾其上，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现在却被内阁管起来了，谁会忍受手中的权力被削弱？因此万历五年时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就是言官系统的第一次反击，言官们的怨念如此之大，以至于张居正自己的学生都上疏要求他回家丁忧守制去，把手中的权力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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