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的槐叶被秋风卷着，簌簌落满了书斋的窗沿，像铺了层碎金。韩国儒生们围在案前，借着从窗棂漏进来的天光，对着那卷《诗评》抄本低声议论。竹简边缘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卷中“情、辞、境”三个字被朱砂圈了又圈，墨迹层层叠叠，像三颗被丝线反复缠绕的明珠，将原本散乱的评注串成了紧实的整体。
年轻儒生捧着竹简，指尖轻轻划过“诗者，情为骨，辞为肤，境为气”的刻痕，声音压得像檐下悬着的蛛丝，生怕惊扰了什么：“去年在洛阳，有博士说咱们韩地评诗‘重情轻理’，可这《诗评》明明说三者缺一不可，就像人少了骨、肤、气哪样都不成。怎么才能让他们信服？”
罗铮蹲在案边，取过一支竹笔，在铺开的素帛上画下一个端正的等边三角。三个顶点分别用朱笔标着“情”“辞”“境”，每条边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对应的诗例：“‘情’这条边，列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思慕，‘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焦灼；‘辞’这条边，记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叠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比喻；‘境’这条边，录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幽。”
他用手指点着三条等长的边，帛上的墨迹还未干：“你看，好诗就像这三角，情要够深、辞要够切、境要够阔，三边才能等长，立得稳当。少了一边就成了瘸腿的架子，站不住。若只重辞藻，抽掉‘情’这条边，诗就成了无骨的花，看着再艳，风一吹就散了，留不住根。”
说着，他取来三根粗细均等的竹条，用麻绳捆成三角架，在“情”的顶点挂了块刻着“黍离之悲”的木牌，沉甸甸坠着亡国的痛；“辞”的顶点挂了块绣着“灼灼其华”的锦缎，流光溢彩闪着字句的美；“境”的顶点悬了幅绘着“江枫渔火”的绢画，朦胧里透着天地的阔。三角架稳稳当当立在案上，任谁伸手推搡都纹丝不动。
“这就是《诗评》说的‘三足鼎立’，”他忽然解下“辞”边的锦缎，换了块长满霉斑的破布，三角架立刻朝“情”与“境”的方向歪斜，差点栽倒，“辞藻朽了，诗就歪了，道理再明白不过。就像韩地那首《蜉蝣》，‘麻衣如雪’的辞是好的，可少了真情，就成了空心的草，风过就倒。”
墨雪蹲在角落，正用梨木片拼装诗歌推演模型。那模型是个带刻度的黄铜杠杆，一端刻着“评诗标准”，牢牢嵌着《诗评》里“三者得兼，方为上品”的核心句；另一端分作三个小格，分别标着“情”“辞”“境”，每个格里都能嵌入对应诗例的木片——木片的厚薄、轻重，全按诗中该要素的分量来定。支点处的铜盘上刻着“高下”刻度，哪边的木片分量足，杠杆就往哪边倾斜，一目了然。
“这是测诗好坏的秤，”她往“情”格里放入刻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木片，沉甸甸压着忧国的重；“辞”格里放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木片，精巧里透着文采的美；“境”格里放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木片，辽阔中含着天地的广。杠杆两端竟稳稳停在中线，不偏不倚。
“你看，屈原的诗就是这般，情够重、辞够美、境够远，秤杆平得像水面，这才是《诗评》说的‘上品’。”她往杠杆的轴里滴了点松脂，转动时发出顺滑的“滋啦”声，“最妙是这‘偏失铃’，”她指着模型旁挂着的小铜铃，铃舌连着细铁丝，“若某一格的木片太轻，比如‘辞’格里只放了‘白描简笔’的木片，铁丝就会被扯动，铃就会‘叮铃’响，提醒评诗者‘辞不足，如人无肤’——就像当年韩地评《诗经》，总有人只盯着字句华不华丽，忘了情才是扎在土里的根。”
书斋外忽然传来靴底碾过落叶的声响，“沙沙”地像碎石子滚过青石板。蒙恬的巡逻兵踏着暮色而来，校尉勒住马缰，甲胄上的铜片映着西天的残阳，泛着冷冽的光。“将军有令，”他对身后的士兵沉声说道，“新郑旧族常借诗评影射时政，把怨怼藏在‘黍离之悲’里。这些儒生研讨学问可以，若敢在评注里夹私货、藏愤懑，立刻拿下，一个不留。”
士兵们翻检《诗评》抄本时，年轻儒生的手不自觉攥紧了帛书的边角，指节都泛了白。罗铮却将那个歪斜的三角架推到明处，指着往“情”边倾斜的架子解释：“您看，这诗若藏了怨怼，‘情’边就会过重，架子必然歪得厉害，站都站不稳。《诗评》里早说过‘过情则滥，过怨则狭’，我们评诗时最忌这个，就像走路怕崴脚，哪能故意往偏了走？”
校尉拿起墨雪的模型，随手往“境”格里放了片刻着“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木片，又在“情”格里添了片“哀我征夫，独为匪民”的木片，杠杆“哐当”一声往一边沉，铜铃“叮铃铃”响个不停。“这铃倒灵，”他挑眉看向墨雪，语气里带了点审视，“你们评诗，真能做到不偏不倚，不把心思往歪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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