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农历腊月廿六。清晨的雾气比前几日淡了些，却仍像一层灰白的纱，笼罩着四水镇。
镇公所门前的小广场上，昨夜临时搭起的木台还散发着松木的清香。台上方悬挂着白纸黑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大勇同志”。陈大勇，就是那位牺牲的十九岁战士的名字。台下，聚集了镇上能够抽调出来的大部分干部、工人代表、民兵，以及自发前来的群众。人们沉默着，脸上的表情肃穆而凝重，许多妇女的眼圈红着。
魏莱站在台侧，看着那口覆盖着军旗的棺木被四名战士缓缓抬至台前。棺木很新，木纹清晰，在晨光下泛着淡淡的黄色。赵连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得笔直，眼眶深陷，但眼神坚毅如铁。牺牲战士的父母未能赶到——他家在关内，电报昨日才发出。此刻，赵连长就是他的亲人，四水镇就是他的家乡。
军分区马副处长主持追悼会，简短的生平介绍后，是默哀。全场静得能听到远处河冰开裂的细微声响，能听到风吹过枯枝的呜咽。魏莱的目光扫过台下的人群：张铁匠用仅有的右手紧紧攥着帽子，指节发白；李建国拄着棍子，腿站不直，但腰板挺得比谁都直；周明远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郑怀远和苏婉如站在卫生所人群前，苏婉如抱着孩子，把脸轻轻贴在婴儿襁褓上……
轮到魏莱讲话。他没有拿稿子，走到台前，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
“乡亲们，同志们。”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广场上传得很清晰，“今天，我们在这里，送别一位年轻的战士，陈大勇同志。他只有十九岁。十九岁，本该是在父母跟前尽孝，是憧憬着未来好日子的年纪。但他为了保卫我们脚下的土地，保卫国家急需的宝贵资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西山的山谷里。”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有人说，四水镇偏，小，不起眼。可就是在这里，在大家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有多少像大勇同志一样的人，在默默付出，流血，甚至牺牲？他们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不再受欺辱，为了咱们的国家能挺直腰杆子，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没有战火、富足安宁的日子！”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大勇同志的血不会白流。他守护的东西，比金子还珍贵。这不仅仅是一座矿，这是咱们国家走向强盛的一点星火！我们四水镇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份重量。把悲痛变成力量，把对敌人的恨，变成建设家园、保卫国家的劲头！”
“我提议，”他转向棺木，深深鞠躬，“让我们最后送大勇同志一程。起灵——”
哀乐响起，低沉而悲怆。八名民兵抬起棺木，缓缓向镇外临时选定的墓地走去。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许多人跟着送行，脚步踏在尚未完全解冻的土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葬礼场景强化了故事的厚重感与历史真实感，展现了基层对牺牲的朴素敬意，也点明了“星火”主题。魏莱的讲话符合其身份，将个人牺牲与国家命运联结。
追悼会进行的同时，镇公所后院那间加固的仓房里，审讯也在无声的角力中进行。
省公安厅的陆明坐在一张旧木桌后，桌上只放着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和一盏亮得刺眼的煤油灯。他对面，是被缚住双手、坐在矮凳上的“穿山甲”。此人四十岁上下，面貌粗陋，眼神凶悍中带着狡黠，嘴角有一道疤。
“姓名。”陆明声音平淡，听不出情绪。
“道上都叫俺穿山甲。”对方咧咧嘴。
“真实姓名，籍贯，何时何地加入匪伙，何时受谁指使来到西山。”陆明的问题像钉子，一个个敲过来。
“长官，俺就是个拿钱办事的。有人出钱，让俺带几个弟兄在这山里找个地方猫着，看着点动静，必要时弄点响动。别的俺真不知道。”
“不知道？”陆明拿起铅笔，在本子上轻轻点了点，“电台谁在用？那些炸药和雷管准备干什么？山洞里那些瓶瓶罐罐，是做什么用的？”
“电台……是上峰配的，俺们不会用，有个报务员。炸药就是防身，吓唬人。那些罐子？嘿，早就在那山洞里了，俺们去的时候就有，看着怪，没敢动。”穿山甲眼神闪烁。
陆明不再追问，起身走到墙边，那里挂着缴获的那批标识俄文的旧容器照片，还有山洞内疑似简易提炼装置的照片。他取下照片，走回桌边，轻轻放在穿山甲面前。
“仔细看看。这些东西，和你‘拿钱办事’的那位‘上峰’，有没有关系？他是谁？怎么联系？”
穿山甲的瞳孔微微收缩，但嘴上还是硬：“不认识，每次都是单线，钱和指令放在约定地点。俺们只管听令行事。”
就在这时，仓房门被轻轻敲响。周明远推门进来，对陆明耳语几句。陆明点点头，对旁边的记录员示意看住穿山甲，然后和周明远走了出去。
外面，晨光已大亮。周明远压低声音：“陆同志，另一个（报务员）撂了。他胆子小，吓唬几下，加上告诉他穿山甲可能先交代，他就撑不住了。供出一个紧急联络频率和呼号，是预备在据点被端或失联时使用的，时间就在今天中午十二点整。另外，他交代，他们的直接上线代号‘灰鹊’，每次指令都通过加密信件传递，由‘灰鹊’派人送到镇外三公里废弃砖窑的墙缝里。‘灰鹊’他没见过，但听穿山甲喝醉后提过一嘴，说‘灰鹊’是个戴眼镜的，像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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