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四水镇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的。大多数农民对那个半岛的印象，仅限于“听说在东北那头，挺冷的”。但当收音机里传出“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国东北边境”时，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魏莱立刻召开了全镇紧急会议。地点在粮仓前的空地上，黑压压的人群仰着头，表情里混杂着恐惧、愤怒和不知所措。
“乡亲们，”魏莱的声音通过简陋的喇叭传开，“仗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美国人炸了丹东，炸了辑安，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四水镇。”
人群中响起惊惶的低语。
“但怕没用。”魏莱继续说，“解放军已经开赴前线，咱们要做的，是稳住后方，支援前线！从现在起，四水镇进入战时状态！”
他宣布了几条紧急措施：
第一，所有生产以支援前线为第一要务。开荒暂停，全力保证现有土地的收成。高炉停止民用生产，转为制造前线急需的钢锹、铁镐、担架配件。
第二，实行粮食和物资管制。粮仓由民兵连直接接管，每日配给。供销社所有商品，凭票供应，优先保障军属和生产骨干。
第三，扩大民兵连编制，所有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性（除残疾外）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妇女组成“支前队”，负责做饭、缝补、照顾伤员。
第四，建立防空预警系统。在镇四周制高点设立了望哨，发现飞机立即敲钟，所有人按预定路线疏散到防空洞。
这些措施严苛，但无人反对。战争的阴影太近了，近得能闻到硝烟味。
接下来的一个月，四水镇像上紧发条的机器。白天，田地里的人们埋头干活，但耳朵都竖着，一有飞机声就紧张地抬头看天。晚上，民兵们举着火把巡逻，防止敌特破坏。
支前任务像雪片一样从县里飞来：要五万斤炒面（便于前线携带），要一千双棉鞋（朝鲜冬天极冷），要三百副担架，要五百个急救包…
炒面好办，四水镇新收的小麦磨成粉，加盐炒熟装袋。棉鞋和担架，妇女们点灯熬油地赶制。急救包最麻烦——需要纱布、绷带、消炎粉，这些在战时都是紧俏物资。
刘秀英带着医疗点的妇女，把能用的布全撕成绷带，连陈伊伊留下的几件旧衣服都拆了。消炎粉不够，就用土法熬制的“黄连水”代替，虽然效果差，但总比没有强。
魏莱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左臂的旧伤因为劳累复发，疼得抬不起来，他就用绷带吊着，单手批文件、下命令。周明远跟在他身边，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眼窝深陷。
“镇长，你得歇歇。”周明远劝他。
“歇不了。”魏莱摇头，“前线在死人，咱们多送一点物资，就可能多救一条命。”
七月中旬，第一批伤员被送到四水镇。
是从朝鲜撤下来的志愿军伤员，二十多人，有冻伤的，有枪伤的，有炮弹震伤的。临时改造成的“战地医院”挤满了人，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在一起。
刘秀英带着几个略懂包扎的妇女，手忙脚乱。魏莱也上了阵，他用战场上学的急救知识，指导她们清创、止血、固定骨折。一个腹部中弹的年轻战士，肠子都流出来了，魏莱咬着牙，用烧红的匕首烫灼伤口止血（没有麻药），战士疼得昏死过去，但命保住了。
那一夜，医院里惨叫不断。魏莱做完最后一个手术，走出帐篷，天已经蒙蒙亮。他靠着墙滑坐在地上，手上、身上全是血，脑子里嗡嗡作响。
战争，不再是收音机里的新闻，是眼前残缺的身体，是空气里浓稠的血腥味。
李铁柱找过来，看见他的样子，眼圈红了：“镇长…”
“粮仓…守好了吗？”魏莱哑着嗓子问。
“守好了，加了双岗。”
“高炉呢？”
“张铁匠带着人日夜赶工，已经出了两百把钢锹。”
“好…”魏莱闭上眼，“让我歇五分钟。”
他就这样坐在冰凉的地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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