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民国初期教授数量稀少，属极度稀缺资源。1920年代全国大学教师不足千人，大学生数量超两万。供需失衡推高了教授“价格”。
此外，社会普遍尊重知识分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传统观念仍在。给予教授高薪符合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
然而高薪制度也引发争议。保守派指责教授薪水过高是“浪费公帑”；媒体批评教授“不务正业”到处兼课；有人计算指出北大教授平均课时费是小学教师的100倍以上，极不公平。
更现实的问题是，高薪并非普惠所有教师。讲师、助教待遇相对较低，与教授差距巨大。各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显着——边远地区高校教授薪资远低于京津地区。
银元贬值与教授困境：黄金时代的落幕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民国教授的黄金时代逐渐落幕。
银元购买力持续下降。1910年代1银元可买30斤大米，到1930年只能买18斤；教授月薪可买大米从斤降至5000斤，实际收入大幅缩水。
政府拖欠薪水成为常态。1920年代后期，北洋政府财政困难，经常拖欠教师薪资数月甚至半年。鲁迅1926年离开北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薪水被长期拖欠。各地方军阀控制的高校更经常无法按时发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教授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内迁高校经费紧张，教授实际收入仅为战前十分之一。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刻印卖钱；费孝通靠卖大碗茶补贴家用；朱自清穿着补丁长袍上课——与昔日优渥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战后通货膨胀彻底摧毁教授的经济地位。1946年教授月薪看似高达数十万元法币，实际购买力却不及战前100银元。知识分子不得不变卖藏书、四处兼课维持生计，完全失去往日体面与尊严。
李政道回忆，联大教授饿着肚子做实验，仪器坏了自己修，买不起新书就手抄典籍。胡适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坚持只领教授级别薪水，在日记中写道：“薪俸之多寡，当与国家共甘苦。”这句话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座右铭。
结语：薪火与薪金
回望民国教授的高薪时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串惊人数字，更是一个社会对知识与教育的价值衡量。那个短暂黄金时代创造了中国现代学术辉煌，也留下“厚薪养廉”的深刻启示。
知识分子的尊严固然不能仅靠金钱维系，但合理物质保障是学术自由与创新的基础。民国教授们的“薪事”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愿意为知识支付高价时，这个社会离文明也就不远了。
如今谈论民国大师时，我们往往只关注其学问与风骨，却忽略了支撑这些学问与风骨的经济基础。承认知识与经济的这种关联，才是对历史最真实的尊重。那些叮当作响的银元，买来的不仅是教授们的温饱，更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的诚意投资。
在北大红楼漫步时，仿佛仍能听见银元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的回音，也是一个民族对知识最真诚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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