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的调查如同在电子显微镜下追踪一颗飘忽不定的尘埃。凌景宿团队夜以继日，将捕捉到的每一例短暂高频爆发信号进行波形分解、频谱分析和源头概率估算。分析结果逐渐勾勒出一个模糊却令人不安的轮廓：这些信号并非完全随机，其出现的时间间隔似乎符合一种“阵发性”模式，且在两只出现信号的猕猴中，其爆发的平均频率随着术后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极其缓慢但可测量的上升趋势——从第四周的每小时1.2次，上升到第五周的每小时1.5次。
更深入的波形分析揭示，这些“电火花”并非单一形态，而是可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波形相对对称，持续时间稍长；另一类则更加尖锐、不对称，持续时间极短。后者更难捕捉，也更难定位。
与此同时，对植入体电极表面的高分辨率扫描电镜复查，在一只出现较多“电火花”的猕猴的植入体某个边缘电极上，发现了一个纳米级别的、非设计性的表面微凸起。材料团队无法立即断定这是制造瑕疵、术后组织相互作用导致，还是其他未知原因形成。但这个微凸起的存在，理论上可能改变电极局部的电流密度分布，产生微小的“热点”。
“情况变得复杂了。”凌景宿在核心团队会议上，面色凝重，“阵发性、频率缓慢增加、波形分化、以及可能的物理缺陷关联……这不再像单纯的神经可塑性过度表现。我们必须考虑植入体-组织界面处，存在某种缓慢发展的、可能导致异常神经兴奋的电化学或物理机械过程。”
他下达了更严格的指令：“第一，立即准备对那只已发现表面异常的猕猴进行计划外的、微创的影像学检查，重点观察该电极周围的组织微观结构有无异常。第二，与材料、电化学团队合作，建立理论模型，模拟在存在此类微小表面缺陷时，长期电化学循环下可能产生的局部分子变化。第三，所有已捕捉到的‘电火花’信号数据，向联盟监督委员会做一次正式、详细的专题汇报，包括我们的所有发现、假设和正在进行的调查。透明，必须走在任何可能的负面解读前面。”
科学家的直觉告诉他，他们可能触及了长期神经植入中一个极其微妙但至关重要的“魔鬼细节”。
就在凌景宿深陷于“电火花”谜团时，沈瓷对联盟专家小组关于“疗效异质性”问询的回应，却意外地打开了一扇新窗。
回复中详细阐述了基于“第三只眼”信息论模型的预测能力，并提出了“基线脑网络动态特征可能是干预响应关键预测因子”的假说。这份回复在监督委员会内部引起了超出预期的兴趣。几位对计算神经科学和个性化医疗感兴趣的委员，通过正式渠道反馈，希望了解更多细节，并询问“海神项目”是否有意将这部分预测模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以某种形式贡献给联盟，作为未来其他成员探索个性化神经调控的公共研究工具。
“这是一个机会。”王秘书分析道，“将我们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工具化’、‘公共化’，可以显着提升我们在联盟内的学术影响力和合作价值，对冲埃琳娜那边持续散布的‘技术封闭’、‘风险不明’印象。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投入资源维护和更新这个模型，并分享部分非核心算法。”
“可以做。”沈瓷迅速权衡，“但必须有边界。我们提供基础预测框架和经过充分脱敏的验证数据集，作为‘开源工具包’的核心。具体的模型参数调优、与特定干预设备的接口适配、以及基于新数据的迭代升级，可以作为收费的技术支持服务或合作研发项目。这样，我们既贡献了社区价值，保持了技术领先形象，也保留了商业发展的空间。”
他指示团队，准备一份详细的“预测模型开源与协作计划”草案，提交给委员会讨论。这步棋，旨在将“异质性”这个普遍难题，转化为展示自身技术洞察力和合作领导力的平台。
几乎在同一时间，与以色列NeuraDapt的联合研发框架协议谈判，进入了最关键的条款拉锯阶段。焦点集中在两点：一是知识产权共有部分的具体范围界定，二是联合委员会决策僵局时的仲裁机制。
科恩博士的团队坚持，任何基于双方共同投入研发出的、对动态封装材料本身有根本性改进的工艺或配方，其知识产权应严格按投入比例共有。而沈氏方面则担心，这可能导致未来沈氏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类似材料时受到掣肘。
“我们需要一个‘应用领域’限定条款。”沈瓷在越洋谈判中指示己方法务和技术代表，“共有知识产权，限定在‘用于颅内神经接口的特定动态封装材料及其制造工艺’领域内。在此领域外，双方各自背景知识产权的使用不受限制，新产生的共有知识产权，对方如需用于限定领域外，需经我方同意并支付合理许可费。这是底线。”
关于决策仲裁，双方同意在无法达成一致时，交由一个由双方共同选定的、在生物材料领域具有崇高声望的第三方专家进行建议性裁决，但最终决定权仍归联合委员会，需更高比例的赞成票通过。这确保了合作不至于因分歧而完全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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