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卷着哨音,刮过了四九城,转眼就到了年根底下。外面世界“大串联”、“大学习”的浪潮依旧此起彼伏,口号声不时从街头巷尾传来,但红星轧钢厂里,机器的轰鸣却似乎盖过了一切。在李怀德有效的掌控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高调宣传下,厂里的生产任务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前期工作组的“折腾”被平息,以及分厂建成后产能的初步释放,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红火”景象。年终报表上的数字,钢铁产量、产值、利润,都超出了上级下达的指标,显得格外亮眼。
这份成绩单,让李怀德在市里的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出尽了风头。他胸戴大红花,从领导手中接过盖着鲜红大印的奖状,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轧钢厂工人阶级“排除干扰、大干快上”的“先进事迹”。台下掌声雷动。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背后离不开他那位老丈人在合适渠道的“润色”与推动,但轧钢厂实实在在的生产数据摆在那里,谁也挑不出硬伤,只能夸一句“李怀德同志确实有办法”。
厂里成绩好,职工们的年终福利也跟着水涨船高,比往年丰厚了不少。
腊月二十左右,厂工会和后勤科就开始忙碌起来,大卡车拉着一车车的福利品驶进厂区。今年的福利,普及面很广。正式职工,不论工种岗位,每人一块增量的香皂、一袋宝贵的洗衣粉、一个印着红双喜字或者毛主席语录的崭新铁壳暖水瓶。就连食堂的临时帮工、车间的学徒工,也都领到了足额足份的一份,这让那些平日里总觉得低人一等的边缘工人们喜出望外,对厂子多了不少归属感。
然而,福利的发放,也隐隐体现着等级的差异。除了这些“阳光普照”的物件,还有一份更实在、也更显身份的“特殊福利”,只发放给中层以上干部、高级工程师、八级钳工等技术大拿,以及像何雨柱、马华(作为分厂食堂负责人,也享受分厂中层待遇)这类关键岗位的负责人。
这份特殊福利,是一件厚实簇新的深绿色棉大衣,外加一顶同色系、带着厚厚绒毛内衬的棉帽子。
这可不是普通的劳保用品。棉大衣用的是扎实的卡其布面,内里絮着蓬松暖和的新棉花,裁剪合体,穿上身立刻显得人身板挺括,精气神都不一样。那帽子更是暖和,绒毛柔软,能把耳朵和脖子严严实实地护住,再也不怕凛冽的北风。
发放那天,小礼堂里熙熙攘攘。领到棉大衣和帽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含蓄的喜悦和自豪。这不仅仅是御寒的衣物,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厂里对你贡献和地位的认可。
何雨柱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他摸着那厚实的面料,心里也挺高兴。这下冬天骑车上下班,接送秋叶和孩子出门,可就暖和多了。马华也领到了,小伙子抱着棉大衣,笑得合不拢嘴,这对他来说,更是意义非凡,象征着他在分厂真正站稳了脚跟。
而四合院里,领到这特殊福利的,自然是一大爷易中海和二大爷刘海中。易中海是厂里屈指可数的八级钳工,技术权威;刘海中虽是小组长,但好歹也算个“干部”,又赶上这次福利标准放宽,竟也蹭上了一件。
当天傍晚,两人几乎是前后脚穿着新棉大衣、戴着新棉帽子回到院里的。那深绿色在冬日灰蒙蒙的院落里显得格外扎眼。
易中海穿着,身板似乎更直了些,但脸上依旧是那副沉稳的表情,只是嘴角的线条比平日柔和了一点。他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两圈,跟邻居们打着招呼,别人问起这新大衣,他只淡淡地说:“厂里发的,工作需要。”
刘海中可就高调多了。他特意把棉大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帽子戴得端端正正,挺着肚子,在院里踱着方步,遇到人便停下,扯扯大衣的前襟,或者扶扶帽檐,仿佛不经意地炫耀:“啊,今年厂里对咱们骨干的关怀,还是到位的。这大衣,厚实!帽子,暖和!说明厂领导心里,是装着咱们这些老同志的!”
果然如预料的那样,自从穿上这身棉大衣,易中海和刘海中就几乎没再脱下来过。白天在厂里穿着,晚上回家也穿着,甚至在屋里坐着,也常常裹着。倒不是他们真觉得屋里冷到那份上,而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脱下来,就感觉那象征着身份和认可的“光环”也随之褪去了,仿佛又变回了普通的、会被冷风吹透的老年人。 那棉大衣和帽子,成了他们在这个动荡年代里,为数不多的、可以真真正正触摸到的、来自体制的肯定与保护层。穿着它们,走在院里,似乎腰杆能更硬些,说话底气也能更足些,连带着之前因为“名额”闹剧带来的些许尴尬,都被这温暖的包裹感冲淡了不少。
何雨柱下班回来,看见易中海穿着棉大衣在自家门口扫雪,刘海中穿着棉大衣在中院指挥儿子倒垃圾,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理解。他进屋脱下自己的棉大衣,小心地挂好,对正在哄孩子的冉秋叶说:“瞧见没?一大爷和二大爷那棉大衣,算是焊在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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