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厂的建设，在李怀德的全力推动和各方资源的倾斜下，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尾声。高大的厂房矗立起来，崭新的机器陆续安装到位，通往厂区的道路也修得平平整整。当最后一块厂牌——“红星轧钢厂第二分厂”被稳稳地挂上大门时，李怀德的声望在系统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对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政绩和地盘的扩大，更意味着他手中握住了一份沉甸甸的、足以让无数人眼红心跳的“资源”——一千多个全新的招工名额。
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国营大厂的正式工人编制，那就是“铁饭碗”的代名词。意味着稳定的工资、劳保福利、分配住房的可能（虽然紧张）、以及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岗位，更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改变境遇的阶梯，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一千多个这样的名额，在四九城这片渴望安定与保障的土地上，其诱惑力不亚于一座金矿。
消息不胫而走，仿佛一滴冷水溅入滚油，瞬间在整个相关的圈层里炸开了锅。无数双眼睛，从各个角落，明里暗里地盯向了李怀德，盯向了红星轧钢厂厂长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
李怀德何等精明，他深知这份“权力”的份量，也清楚其中的风险。他不可能，也没打算吃独食。将一千多个名额全攥在自己手里私下分配？那无异于玩火自焚，不知会得罪多少人，埋下多少隐患。他必须拿出一套看起来公平合理、冠冕堂皇的分配方案，在各方势力间取得平衡，同时，也要为自己和身后的关系网，谋取足够的利益。
很快，一套成熟的分配框架从他手中流出，传达到了厂人事科和相关的上级部门：
首先，是一大块“硬指标”。这批名额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接收国家统一分配的中专、技校毕业生。这是政治任务，也是为分厂补充技术血液的正途，无人可以指摘。另一部分，则要用于安置部队转业、复员的军人及其符合条件的家属，这同样是体现“拥军优属”的政治正确，谁也说不出什么。
其次，是面向厂内职工的“福利”。总厂和分厂的老职工，尤其是那些技术骨干、劳动模范、家庭生活困难的，其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或配偶，可以享受“内招”的照顾。这一条，能极大安抚厂内人心，体现领导对职工的关怀，还能培养职工对厂子的归属感，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经过上面这两道“硬杠杠”和“人情网”的过滤，真正剩余可“灵活操作”的名额，虽然比例可能不算绝对大头，但绝对数量依然可观，且价值更高——因为这些往往是可以直接安排具体人、解决具体问题的“直达车票”。
这最后一部分，就成了各方势力角逐、人情关系渗透的“灰色地带”。各种渠道的“招呼”，开始或明或暗地向李怀德汇聚。
有来自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关心”，委婉地提及某位老同事的孩子正待业在家；
有来自其他兄弟单位实权人物的“交换”，暗示将来在某些资源上可以行方便；
有来自老丈人那条线上各路关系的“请托”，分量不轻，难以推脱；
甚至还有一些拐弯抹角、但能量不小的社会关系，也试图搭上线。
李怀德的办公室，一时间虽然不至于门庭若市（他也不会让那种情况出现），但电话的铃声、私下拜访的预约，明显频繁了起来。他接待着各色人等，脸上永远挂着那种公式化的、沉稳的笑容，耐心地听着对方的陈述，不时点头，却从不轻易表态。
“李厂长，我家那个侄子，特别能吃苦，就想到咱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里锻炼锻炼……”
“怀德同志，听说你们分厂需要一些有文化的青年，我有个远房外甥，高中毕业，思想要求进步……”
“李厂长，这是某某领导让我转交给您的材料，是关于一个青年工人的推荐……”
对于这些“打招呼”，李怀德心中自有一本账，一架天平。他会仔细衡量每个招呼的来源、分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回报或风险。有些招呼，他需要毫不犹豫地办，而且要办得漂亮；有些招呼，可以部分满足，或者安排到相对次要的岗位；有些招呼，则可以委婉地拖延、推诿，或者用“名额已按计划分配完毕，下次一定优先考虑”之类的话术搪塞过去。
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自然心照不宣。可能是一份看似合乎招工条件、实则精心修饰过的档案材料；可能是在面试或考核环节，一个眼神、一句暗示带来的微妙倾斜；也可能是在岗位分配上，将人安排到相对清闲或有利的工种。一切都必须发生在看似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框架之内，经得起最基本的检查，但又确保“该到位的人”能到位。
何雨柱在食堂，偶尔也能从一些来吃饭的、面露喜色或焦灼的职工家属口中，从后勤科那些消息灵通人士的窃窃私语里，听到一些风声。谁家的闺女“考上”了分厂的会计，谁家的小子“选拔”进了电工班，谁又因为“条件差点”或者“没关系”而没能如愿。他通常只是默默听着，不发表意见，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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