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之下：振兴男足》第四十三章 数据的力量
戚君那份《关于优化“星火计划”推进路径的建议》报告，如同在足协内部投下了一颗精心包装的烟雾弹。报告措辞严谨，引经据典，强调“稳健起步”、“避免资源浪费”、“聚焦标杆效应”，核心主张便是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试点，重点扶持现有规模大、口碑好的“高水平”社会培训机构，待模式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这套说辞，迎合了一部分求稳怕乱、习惯于“抓典型”的官员心理，也符合杜兆才副局长试图将改革控制在小范围、易掌控范围内的意图。一时间，足协内部隐约出现了一些支持戚君方案的声音，认为这“更符合国情”、“风险可控”。
面对这股悄然抬头的阻力，陈青安主席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并未直接否定戚君的提案，而是巧妙地运用了“时间差”和“焦点转移”的策略。他面色凝重地指出：
“戚君同志的建议很有建设性，值得深入研究。不过，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前面临着更紧迫的任务。国内联赛下半程激战正酣，‘受害第三方监督举报条例’刚试行，需要密切关注反馈，确保联赛平稳运行。更重要的是，国家队即将出征东亚杯，这是检验我们前期工作、重塑国足形象的关键一役。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主要精力必须集中在确保联赛公平和国家队备战上。‘星火计划’的具体推进路径，可以稍作酝酿，待东亚杯结束后再集中审议，力求方案更成熟稳妥。”
这番表态，合情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将议题暂时搁置，既避免了在方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与反对势力正面冲突，也为唐龙和李静争取到了宝贵的深入调研时间。陈青安明白，要真正驳倒那种“精英化”、“试点化”的狭隘思路，必须拿出更具说服力、更全面的基层数据。
压力，清晰地传递到了正在基层暗访的唐龙和李静身上。
收到邵佳一的信息后，唐龙深知时间紧迫。仅凭之前对湖北一个县乡的走访，数据样本还过于单薄。为了使最终的调查报告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他决定扩大调查范围。与李静商议后，他们选择了中部省份湖南作为下一个目标。湖南兼具一定的足球传统、丰富的地形地貌（平原、丘陵、山区）和典型的人口结构，其市县镇三级足球生态颇具代表性。
他们再次化身“唐明”和“李悦”，踏上了三湘大地。
· 长沙市： 作为省会，培训市场相对繁荣，但竞争激烈。他们走访了几家机构，发现情况与杭州类似，但价格战更猛，教练流动性更大。也有机构尝试与景区合作开展户外足球营，探索新模式。
· 地级市（如湘潭、株洲）： 情况开始分化。湘潭依托钢铁厂旧改的体育公园，出现了设施不错的培训机构；而株洲一些老城区，培训机构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生源被长沙虹吸现象明显。
· 县级市（如浏阳）： 情况与他们之前走访的中部县城惊人地相似——仅有一两家足球培训机构在苦苦支撑，篮球馆数量明显占优，场地依旧是最大瓶颈。一位浏阳的教练感慨：“鞭炮之乡的孩子，现在玩足球的比玩鞭炮的还少。”
· 乡镇（如随机选取的某农业镇）： 这里几乎找不到商业性质的足球培训。唯一与足球相关的，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里，一位年轻特岗体育教师组织的课后足球社团，器材简陋，但孩子们的热情很高。年轻教师说：“没想过收费，就是想让农村孩子也有个能奔跑、能团队协作的爱好，别总盯着手机。”
通过这一轮更系统、更广泛的暗访，唐龙和李静收集到了大量一手信息：不同层级城市的机构数量、收费区间、教练资质与收入、学员人数变化趋势、场地条件、面临的突出困难（如租金、生源、恶性竞争）、以及家长的主要诉求。
他们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从一线城市到乡镇，足球培训的生存状态呈现断崖式下跌。戚君那种聚焦一线城市“高水平”机构的方案，完全无视了占中国国土和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市县镇乡的足球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嫌贫爱富”、脱离实际的官僚思维。如果按照戚君的路径走，“星火计划”很可能变成只为少数城市精英阶层服务的“盆景工程”，根本无法实现“燎原”的初衷。
在从湖南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唐龙和李静日夜不休，开始全力整理、分析数据。 他们制作了详细的对比图表，撰写了充满鲜活案例的分析报告。报告的核心论点明确：中国社会足球培训的根基在广大的基层，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星火计划”必须是一个覆盖全国、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沦为少数城市的游戏。
就在他们即将完成报告草案时，唐龙接到了陈青安的一个紧急电话。陈主席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异常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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