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调研小组在苏晨那里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悻悻然返回北京。带队的那位副主席自觉颜面扫地，心中憋着一股火。他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在足协内部上蹿下跳，极力渲染“赣超”的“危害性”。
在足协一次内部会议上，他痛心疾首地发言：“同志们，江赣省搞的这个‘赣超’，性质很严重啊！他们完全撇开我们足协，自己搞一套赛制、自己管理裁判、自己运营商务，这是典型的‘另起炉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长此以往，各省都效仿的话，我们中国足球的管理体系岂不是要乱套？还谈什么‘全国一盘棋’？”
他将“赣超”的成功描述为一种“威胁”，而非“机遇”。在他的描述下，苏晨成了一个“拥兵自重”、“不服管束”的地方官僚，“赣超”则成了破坏足球管理秩序的“毒瘤”。这种论调，迎合了足协内部一部分习惯于“管、卡、要”、迷恋行政审批权力的官员心理。
很快，一份由该副主席主导起草的、措辞严厉的“情况反映”材料，被以足协某部门的名义，正式报送至国家体育总局。材料中，不仅重复了“另起炉灶”、“扰乱秩序”等指控，还“忧心忡忡”地指出，“赣超”的商业化运作可能带来“财务不透明”、“利益输送”等风险，并暗示江赣省此举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不利于全国足球人才的流动和培养。其扣帽子的水平，堪称一流。
这份材料果然在体育总局相关司局引起了一些波澜。有分管足球项目的司局领导对此表示“关注”，认为“地方探索是好事，但也不能完全脱离行业指导”，要求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加强沟通引导”。
风声很快传回了江赣省。省体育局局长赵东升坐不住了，急匆匆地再次来到苏晨办公室，脸上写满了担忧。
“苏省长，情况不太妙啊！足协那边把状告到总局去了，听说总局有领导也过问了。他们这顶‘破坏大局’的帽子扣下来，压力不小。您看……我们是不是适当做一些让步？比如，在裁判选派或者球员注册上，让他们参与一下，也算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赵东升的语气带着试探和焦虑。他深知足协在某些环节的“影响力”，担心硬扛下去会对“赣超”乃至江赣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苏晨正在批阅文件，闻言放下笔，抬起头，目光冷静而深邃。他示意刘健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水。
“赵局长，慌什么？”苏晨的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一没违法，二没违规，三没花国家财政一分钱搞政绩工程。‘赣超’是我们江赣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文体旅融合、激发内需活力的市场化探索。它火了，说明这条路走对了，老百姓喜欢，市场认可。这怎么就成了‘破坏大局’？难道只有固守着老一套，死气沉沉，才叫‘顾全大局’？”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象，继续说道：“足协为什么这么着急？无非是看到‘赣超’有了影响力，有了商业价值，他们想进来分一杯羹，或者干脆想把主导权拿过去。他们习惯了当‘婆婆’，看不惯我们这些‘媳妇’自己当家做主。如果我们现在让步，那‘赣超’就会变成第二个‘中甲’，甚至更糟，被各种条条框框和利益关系束缚住手脚，最终失去活力，泯然众人。”
苏晨转过身，眼神锐利：“至于压力？我苏晨做事，对事不对人，只对党和人民负责，不怕得罪什么机构，也不怕担什么压力。这件事，我们不能退，也没法退。退了，就是对不起江赣省的百姓，对不起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他当即指示：“你马上组织人手，配合办公厅，起草一份关于‘赣超’联赛的详细报告。不要空谈，就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联赛的运营模式、带动了多少旅游消费、新增了多少就业、提升了多少城市品牌价值、民间资本参与情况、青少年足球参与度的变化，所有这些，都给我列得清清楚楚！同时，要着重阐明‘赣超’作为地方文化体育旅游创新项目的属性，以及其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体育文化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报告形成后，以省政府名义，正式呈报省委，并请省委办公厅协调，务必呈报给中央相关领导同志参阅，同时抄送国家体育总局。”苏晨斩钉截铁，“我们要把道理摆在桌面上，把成绩亮出来！”
这份由苏晨亲自把关的报告，迅速而高效地完成了。报告图文并茂，数据翔实，逻辑严密，如同一份精彩的答辩状，将“赣超”的初心、成效和意义阐述得淋漓尽致，也对足协的指责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有力回应。
报告通过渠道顺利送达。事情果然引起了某位一向关注经济改革与民生改善的中央领导的注意。这位领导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一些行业协会阻碍创新、与民争利的行为素来反感。他仔细阅读了江赣省的报告，并让身边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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