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伏天。
内蒙古西北部,一个倚山的小村庄,仿佛被扣在了巨大的蒸笼底下。
黄土夯成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墙体被烈日灼烤得滚烫。
手若贴上去,怕是能烙下一个印子。
山上的石头泛着灼人的白光,地表的土早已干裂起皮,一脚下去,烟尘腾起,混着燥热的空气,呛得人喉咙发干。
就在这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的上午。
我降生于其中一间土坯房里。
屋内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缕阳光顽强地穿透糊窗的麻纸,在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接生婆抹了把额头的汗,用粗糙的手掌在我背上拍了好几下。
我才发出一声微弱的啼哭,像被厚重的暑气层层包裹着,使不上力气。
“又是个女娃!”接生婆的声音落下,让房间里本就沉闷的空气彻底凝固了。
我是这个家的第三个女儿。
我的到来,如同这漫无边际的酷暑,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煎熬。
生父在门外蹲了一夜,脚边散落着一地烟灰。
天蒙蒙亮时,他对着炕上虚弱的生母哑声说:“送人吧,老陈家愿意要。”
生父那年二十七,正逢“逢九”!
按民间说法,不宜丢弃孩子。
否则,可能我的命运或许将如同后山那些,被狼啃食的婴孩一般,悄然消逝。
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谁家都不缺孩子的年代!
一个不被期待的生命,其重量轻如草芥。
第八天,命运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出现了。
生父想着在秋收前把房顶修补好,谁知踩着梯子爬到一半,竟一阵眩晕摔了下来,右臂当场就断了。
对于一个靠天吃饭、凭力气挣工分的农民而言,这无异于塌天之祸。
他躺在土炕上动弹不得!
生母尚在月子中,两个年幼的姐姐只会啼哭。
家里的工分账本上,眼看就要一片空白。
“这女子克父,命里带煞。”
会算命姑奶奶的话语,成了我离开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正在此时,两公里外,另一个村庄里。
一座比别家齐整的青砖院落内,却弥漫着另一种悲伤。
我的奶奶——那位后来决定收养我的小脚老太太,正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襁褓垂泪。
她刚失去出生仅四天的孙女。
这是一个村里少有的吃商品粮的人家。
爷爷是铁路工人,上五天休五天。
父亲在镇运输队开车;
二叔在首府的第二建筑公司;
三叔和小姑尚在念书!
家境殷实,奶奶作为“铁路家属”,无需下地挣工分。
也正因有这份底气,她在悲痛中萌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
“妈去找接生婆打问打问,”
奶奶对炕上以泪洗面的儿媳。
我后来的养母说,“看这几天谁家有出生,又不想要的娃儿。
咱抱一个回来,你也不用坐这空月子!”
小姑那年刚放了暑假,像出笼的鸟,总爱跑出去玩。
我们村有她一个要好的同学。
那天午后,日头毒得很,小姑照例去找同学,两人躲在同学家后院那棵大杏树的浓荫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吃着杏儿聊着天。
同学的妈妈,一个心直口快的婶子,正坐在门槛上摘豆角。
话头不知怎的,就扯到村里的新闻上。
婶子叹了口气,手里的豆角掰得“啪嗒”响:“这年头,生闺女就跟欠了债似的。
喏,隔壁王老大家,前几天又添了一个,还是个丫头片子!这都第三个了!”
小姑和同学对视一眼,没接话。
村里这样的事不稀奇。
婶子却打开了话匣子,压低了声音,“你是不知道,老王媳妇生下三闺女,整天愁眉苦脸的。
王老大更是蹲在门口抽烟,一蹲就是大半天。
想要个小子想疯了,可这接二连三的……
听说啊,”她声音更低了,“两口子正犯难呢。
养吧,实在拉扯不动;送人吧,老王今年‘逢九’,又忌讳这个,怕送了招灾。
正搁那儿煎熬着呢!”
“逢九?”
小姑当时并不太懂这些乡俗讲究。
婶子摇摇头,不再多说,继续摘她的豆角。
蝉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慢慢拉长。
小姑嘴里的杏儿,忽然就没了滋味。
那天,她没在同学家待太久。
推开自家院门时,奶奶正在大树下纳鞋底。
她急忙回家告诉了奶奶。
奶奶当即拜托了大舅妈,前去说和。
“柳子村铁路上班的老乔家想抱个孩子!”
生父对生母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她家不缺粮,一直盼着孙辈,娃娃给了人家,有人疼,饿不着。”
生母没有说话,只是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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