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保持着账房先生的本能。附近农户来借粮，他要人家按指印打借条；野兔偷吃菜畦，他居然在篱笆上画“兔口夺食损失登记表”。有次曹丕派人送米，他当面过秤，发现少了一升，非要使者补足。使者苦笑：“毛公，这是御赐...”他正色道：“赐物更该足额，否则账不平。”
但更多时候他在烧账本。从建安元年的迎天子预算开始，一年年、一卷卷地烧。火光映着他迅速衰老的脸，邻居听见他喃喃：“这本记错了三处...这本漏记了五铢钱...账哪有做平的...”
最痛心的是崔琰死讯传来那日。这位老友在狱中自尽，留血书“吾目皎皎，不见污浊”。毛玠对着西方枯坐一夜，天亮时把两人合着的《吏治考课法》草稿全烧了。灰烬飘起时他突然大笑：“季珪啊季珪，咱们清了别人一辈子账，最后自己成了坏账！”
黄初三年（222年），毛玠病重。曹丕突然亲临茅屋，或许是想起了当年那本决定性的账簿。垂死的老臣挣扎起身，不是谢恩，是指着墙角最后几卷竹简：“陛下...那些是...许昌宫营造的实账...比上报的...少三成...”说完咳血而逝。
曹丕翻开那些账册，发现每卷末尾都有小字批注：“某处虚报”“某材以次充好”。而最早的日期，竟是二十年前。这位帝王忽然明白，毛玠不是今天才记下这些，是记了二十年却从未告发——他在用账本为刃，却始终刀背向人。
8、历史账簿里的双重注解
毛玠死后，他的政治遗产迅速湮灭。曹魏很快恢复“唯才是举”，他的道德考核表被弃之如敝履；西晋推行九品中正制，更是彻底倒向门第出身。似乎他一生坚持的“清廉准入制”，只是乱世中短暂的幻梦。
但账房先生的幽灵并未走远。唐代杜佑编《通典》，在《选举典》里专门收录毛玠的“功绩德行双考法”，评注：“虽苛而公，后世计资考年之法，实肇于此。”宋代司马光更在《资治通鉴》里留下着名叹息：“曹操能用毛玠而不能终，此其所以止于魏武也。”
他的家族命运也成了隐喻。儿子毛机官至县令，因“太像其父”被排挤；孙子毛宗一生布衣，开私塾专教《九章算术》。有次学生问：“先生祖父名留青史，您为何只教算数？”老人答：“你祖父留下的最宝贵东西，不是官位，是算盘——因为数目不会骗人。”
今人回望毛玠，最该思考的或许不是他“清浊之辨”的对错，而是那种把政治道德量化的执念。这个试图用账本规制天下的人，本质上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品行可以打分，忠诚可以计量，连正义都能折算成精确的数字。这种天真在混浊的世道里显得可笑，但正因其可笑，才折射出某种悲壮的干净。
就像许昌旧吏口耳相传的那段轶事：某年除夕，毛玠核对完全年账目，突然对助手说：“你看，这世上只有两种账——平的，和不平的。我这一生，只想把不平的账做平。”助手当时没懂，多年后才明白，这位账房先生说的从来不只是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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