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临时指挥部，新历17年10月23日，夜。天是黑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烧焦的气味，呛得人喉咙发紧。指挥部的帐篷被吹得哗哗响，灯在风里晃，把那些站在沙盘前的人影投在帐篷壁上，忽长忽短，像一群被放大了的鬼。
苏布雷卢克斯坐在沙盘前，面前是他花了四十年建起来的、如今已经千疮百孔的家底。沙盘上插着红色和蓝色的小旗，红的是STA的据点，蓝的是卡莫纳的防线。红的多，蓝的也不少。红的深，蓝的浅。红的代表他手里还能动的兵，蓝的代表那些他啃不动、咬不碎、咽不下去的骨头。他的手指在沙盘边缘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他在想，想那些死了的人，想那些还活着的人，想那些还没出生、但已经被决定了命运的人。
他开始回忆。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四十年前，从一个地下室里开始的。那时候他还不叫苏布雷卢克斯，叫维克多。维克多·冯·施瓦茨，一个在科伦军事学院读了两年、因为顶撞教官被开除的落魄学生。他父亲是科伦陆军的中校，死在战场上，死在那些他叫不出名字、记不住脸、只知道编号的人中间。母亲在他父亲死后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有钱，但不喜欢他。他十九岁离开家，没有再回去。
那年冬天，他在科伦首都的地下室里住了三个月。地下室很小，六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是铁的，很窄，翻个身就能掉下去。桌子是木头的，桌面上有无数道划痕，是刀刻的，是烟头烫的，是拳头砸的。他不是一个人住的，还有老鼠。老鼠不怕他，他也不怕老鼠。他们和平共处了三个月，各睡各的，各吃各的。他吃面包，老鼠吃面包渣。他喝水，老鼠喝地上的水。他活着，老鼠也活着。
有一天，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人敲开了地下室的门。那个人很高，很瘦，脸上有一道疤，从眉骨划到下巴。他问他：“你想不想赚钱？”他说：“想。”那个人说：“那就跟我走。”他跟着走了。那个人叫赫伯特·冯·克劳泽维茨，是STA的创始人之一。他们还有几个人，弗里德里希·冯·施特海姆，还有几个他记不住名字的人。他们在地下室里开会，在桌子上摆地图，在地图上画线，在线上面标数字，在数字后面写名字。那些名字是他们要杀的人，也是杀他们的人。他们在地下室里待了三年，没有出去过。吃的喝的有人送，送东西的人戴着面罩，看不清脸。他们不问，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在做一件大事，大到能把整个世界的格局都翻过来。
后来他们出来了。不是慢慢地出来的，是忽然出来的，像一群被关了太久的野兽。他们拿着枪，冲进科伦首都的市政厅，把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抽着雪茄、签着文件的人赶了出去。他们占了市政厅，占了银行，占了电视台，占了广播电台。他们宣布，STA成立了。不是国家，不是政府，不是任何形式的政权。是一个公司。一个专门做安保、做军事咨询、做战后重建的公司。他们接的第一单生意，是帮一个矿场老板镇压工人罢工。那个矿场在暗区边缘，工人大多是退伍老兵，他们被拖欠了半年工资，家里老婆孩子等着吃饭。他们不闹，不砸，不烧。他们只是坐在矿洞口，堵着，不让矿车出来。老板急了，找到了STA，开了一个价——十万，杀一个人。赫伯特问苏布雷卢克斯：“接不接？”苏布雷卢克斯说：“接。”他们接了，杀了七个人。不是那七个堵矿洞的老兵，是矿场老板和他的六个亲信。他们把老板的尸体挂在矿洞口，把那六个亲信的头割下来，装在盒子里，寄给了其他矿场的老板。从那天起，没人敢拖欠工人工资了。STA的名声也传开了，不是因为他们杀得对，是因为他们杀得快，杀得狠，杀得让人睡不着觉。
后来生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杂。他们帮政府镇压叛乱，帮叛军推翻政府，帮商人抢地盘，帮军阀抢资源。他们不站队，不表态，不选边。谁给钱，就给谁干。干完了，拿钱走人。下一个。他们干了二十年，干出了名堂。STA成了全球最大的私人军事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情报网、自己的银行、自己的工厂、自己的矿场、自己的农场、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国旗。它不是国家，但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像国家。它不需要领土，它的领土是合同。它不需要人民，它的人民是签约员工。它不需要信仰，它的信仰是利润。
但苏布雷卢克斯知道，利润不能当饭吃。当所有人都在赚钱的时候，赚钱就不是本事了。本事是，当别人都在赔钱的时候，你还能赚。本事是，当别人都在撤退的时候，你还能往前冲。本事是，当别人都在死的时候，你还能活着。他想活着，也想让STA活着。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些跟着他干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人。他们没地方可去。STA没了，他们就没了。没了就没了，没有人会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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