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杭州，浙江省档案馆。
西湖的烟雨濡湿了窗棂，陈砚在弥漫着防蛀草药气味的古籍阅览室里，翻动着关于南下干部大队的登记名册。从上海得到的线索指向“继续南下”，而华东军区后勤系统的技术干部在1949年下半年，主要流向两个方向：一是参与华东地区新解放城市的工业接管与恢复；二是随主力部队向福建、华南进军，为后续接管工作做准备。
老郑新发来的资料缩小了范围：“刘建国极有可能随‘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或‘华东军政大学’附属技术干部大队，于1949年8月后分批进入浙江、福建，参与当地旧政权遗留厂矿的接收与整顿。”
浙江是南下干部进入福建的重要中转站。陈砚在《浙江省1949-1950年工矿企业接管与初步整顿工作报告汇编》中，发现了几处提及“随军技术干部”协助恢复生产的零星记录，但均未具体到人名。直到他翻到一份1950年初的《省内部分重点工厂复工情况简报》，在关于“宁波万兴机器厂”（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所属修械所）的段落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
“……该厂长期为旧军队服务，设备老旧，工人思想复杂。接管初期，生产陷于停顿。我军派驻之技术骨干刘建国同志（原华北兵工厂锻工出身），深入车间，与老师傅同吃同住，不仅迅速修复关键锻压设备，更以其亲身经历，讲述太行山兵工厂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生产支援前线，极大激发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据悉，刘同志随身携带一把战争年代遗留的旧军号，常于工间休息时取出擦拭，并向青年工人讲述此号来历，喻其为‘从革命战争走向生产建设的见证’，鼓舞效果显着……”
“宁波！刘建国！军号！”陈砚几乎要喊出声来。他强压激动，仔细抄录下这段文字，并记下简报编号。这段记载不仅再次确认了刘建国的行踪，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军号在新时代、新环境下，被刘建国本人赋予了新的叙事——“从革命战争走向生产建设的见证”。这把号的精神内涵，随着主人工作重心的转移，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战争纪念”到“建设象征”的过渡，并且开始承担起“革命传统教育”的功能。
离开杭州前，陈砚特意前往西湖边的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在“解放浙江与南下干部”展厅里，他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一群穿着朴素军装、背着简单行囊的年轻人，站在一条简陋的木船前，背景是模糊的江南水乡。图片说明写道：“1949年秋，南下干部工作队乘船前往浙东地区。” 陈砚凝视着那些年轻而坚定的面孔，仿佛看到刘建国就站在他们中间，怀中揣着那把用油布仔细包裹的黄铜军号，目光望向未知但充满希望的南方。
下一站：福建。
十天后，福州，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南方的暑气尚未完全消退，馆内冷气十足。陈砚在这里的重点是查找刘建国是否随南下队伍进入了福建，并参与了当地的工业接管。福建是解放战争后期的重要战场，也是海防前线，工业基础薄弱，接管和恢复工作更具挑战性。
在纪念馆研究人员的热心帮助下，陈砚查阅了大量关于“南下服务团”和“华东军区入闽干部”的回忆录汇编、组织史资料。线索变得细碎，如同沙里淘金。刘建国作为一名基层技术干部，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再次隐去了姓名。
但陈砚没有放弃。他转变思路，开始寻找关于福建早期地方工业，特别是机械修理、兵器维修（解放初期仍有剿匪和海防任务）厂史中，关于“军代表”或“派驻技术员”的记载。同时，他也留意那些可能带有“仪式感”或“传统教育”色彩的事件记录，比如某个工厂的“第一炉钢出水”、“第一台机器修复成功”庆典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本内部编印的《八闽工业足迹（1949-1959）》资料集中，陈砚看到一篇关于“原福建机器厂（前身为福州修械所）建厂初期技术革新能手”的回忆文章。文章提到一位姓刘的北方老师傅，沉默寡言，技术精湛，尤其擅长修复各种疑难杂症的旧机床，被工友们称为“机器华佗”。文章作者（一位老工人）回忆：
“……刘师傅有个宝贝，总放在他工具箱最底层，用红布包着。有一次厂里搞技术比武得了红旗，大家起哄让刘师傅表示表示。他没唱歌也没说话，回身拿出那个红布包，打开，竟是一把擦得锃亮的旧军号！他抚摸着号身说：‘这把号，跟我从北打到南，见过血，也听过建设工地的哨子。它告诉我，不管在哪儿，不管干啥，心里那股劲儿不能散！今天咱们比武得了红旗，这劲儿就用对了地方！’说完，他对着厂房吹了一声，声音不算响亮，但大家都觉得，比任何鞭炮都提气！后来才知道，刘师傅是打过鬼子、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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