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腹地，层峦叠嶂，壁立千仞。清晨的阳光艰难地挤过狭窄的山隙，照亮了一条蜿蜒盘旋、隐没于绝壁与密林间的险峻山路。车轮碾过碎石，车身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不断颠簸。
上午九点，经过近两小时的艰难跋涉，陈砚在赵建国和当地一位熟悉地形的向导陪同下，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昔日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人民兵工摇篮”，如今只剩下寂静的山谷和矗立在荒草与乱石间的断壁残垣。巨大的天然岩洞（黄崖洞）张着黑黢黢的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峥嵘。洞前开阔地上，散落着锈迹斑斑、早已与山石融为一体的机床基座、碾盘残件，以及一些无法辨认用途的巨大金属构件。山壁上，当年开凿的工事、栈道、了望孔的遗迹仍依稀可辨。山风穿过山谷，发出呜呜的鸣响，更添几分历史的苍凉与肃穆。
站在旧址前，陈砚很难将眼前的荒凉破败，与史料中记载的那座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数个团、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钢铁堡垒”的兵工厂联系起来。但正因如此，那种“在石头上扎根、在困境中开花”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奇迹的力量，才更显得震撼人心。
“就是这里了。”赵建国指着前方，“黄崖洞兵工厂，1939年创建，1945年抗战胜利后逐步转移。林悦同志回忆录中提到的，很可能就是这里，或者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其他隐蔽兵工单位。但根据‘通讯员小王’的活动范围和当时的重要程度判断，黄崖洞的可能性最大。”
陈砚环顾四周，仿佛能听到当年这里震耳欲聋的锤打声、机床轰鸣声、以及……那穿透喧嚣的、熟悉的军号声？
“赵老师，您之前联系的座谈会？”陈砚问。
“安排好了，就在前面的旧址管理处接待室，几位兵工厂老工人的后代，还有本地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都在等着了。”赵建国看了看时间，“我们过去吧。”
上午十一点，旧址管理处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
围坐着七八个人，年龄从五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不等，都是当年兵工厂工人、技术人员或保卫人员的后代，以及当地史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朴实，眼神中则闪烁着对父辈事迹的自豪。
座谈会由赵建国主持。他简要介绍了陈砚的来意，并提到了那把可能流转到兵工厂的“守土”号。
话音刚落，一位年约六十、身材敦实、手掌粗大的汉子就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叫张强，是当年兵工厂一位老锻工张铁锤的孙子。
“有！有这么回事！”张强的声音洪亮，带着金属般的铿锵，“我爷爷活着的时候，经常跟我们念叨！那是1945年夏天，天热得很。有一天，厂里来了个风尘仆仆的小通讯员，说是从山里部队来的，带来了一把军号，还带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厂领导的，具体内容我爷爷不知道，但后来厂领导在全厂大会上说了！”
张强模仿着当年领导讲话的语气，挺直腰板：“领导举着那把黄铜号，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把军号，可不一般！它是从前线将士手里，经过敌后乡亲们的手，一路传递，送到咱们这儿来的！上面带着烈士的血，带着老百姓的盼，带着胜利的信念！现在，它到咱们兵工厂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张强的讲述带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领导说，”张强继续道，“‘以后，咱们每天开工、收工，就吹这把号！它的声音，就是命令，就是督促！咱们多流一滴汗，前线战士就少流一滴血！咱们多造一杆枪、一颗弹，胜利就早一天到来！听着这号声，就要想想，它是怎么来的，咱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从那以后，”张强的眼中闪着光，“每天天不亮，‘嘀嘀哒——’上工的号声就响彻山谷，比鸡叫还准时！大家伙儿就像听到冲锋号一样，放下饭碗就往车间、山洞里跑！晚上，星星都出来了，‘哒嘀哒——’下工的号声才响起。可好多人还不愿意走，还想再多干一会儿。我爷爷说，那号声，又亮又厚实，在山谷里回声特别长，听着心里就热乎，就憋着一股劲！”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深沉：“我爷爷是打铁的，抢大锤的。他说，以前抢大锤，是力气活，累了就想歇。可自从有了这号声，不一样了。一听到号响，就仿佛看到前线那些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战士，在眼巴巴地等着他打的刺刀、造的枪栓！手上就更有劲了，再累，一想到那号声的来历，也能咬着牙多抢几十锤！”
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是当年一位装配女工的女儿——也忍不住插话道：“是啊，我母亲也说过。她们女工组负责装配子弹、手榴弹，精细活，要求高，也累眼睛。可一听到那军号声，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干活，是和前线的战士，和送这号来的那些不知名的英雄，在一起战斗！手上就格外仔细，生怕出一点差错，对不起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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