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太行山革命纪念馆档案查阅室。
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堆满资料的长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略带陈腐却令人安心的气味。陈砚和赵建国面对面坐着，中间摊开着王大娘那本珍贵的日记复印件，以及陈砚自己梳理的军号流转脉络图。
赵建国扶了扶眼镜，指着日记中“1944年12月8日”记载后面，一段不太起眼的补充说明：“陈同志，你看这里。王大娘在日记后面，用更小的字又加了一笔，似乎是后来回忆时补记的。”
陈砚凑近细看。在记述托付军号的主段落下方，果然有几行更加潦草、几乎挤在一起的蝇头小字：
“……后，闻邻村遭袭，恐敌报复，遂将号暂借予游击队员赵六斤，嘱其用于传递信号，联络各村。六斤机警，善走山路，持号活动于山梁间，以其声为信，通报敌情，联络友邻，颇有效验……”
“赵六斤！游击队员！”陈砚精神一振。这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也是军号在太行山区流转中，除了张正坤和王大娘（集体守护）之外，又一个具体的使用者！
“赵六斤……”赵建国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这个名字，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馆里早年收集民间抗战史料时，似乎有提到过一位活跃在咱们这一带的游击队员，就叫赵六斤，或者类似的名字。我查查！”
他立刻起身，走到一排标有“民间记忆·游击战”的档案柜前，迅速翻找起来。片刻后，他抽出一本装订粗糙、纸张各异的册子，封面上手写着“太行第三军分区民间抗战事迹拾遗（1959年收集）”。
他快速翻阅着泛黄脆弱的纸页，目光在一行行手抄或复写的记录上飞速移动。终于，他停在一页，手指点着一段文字：“找到了！你看！”
“赵六斤，男，约1915年生，原籍石头村邻村赵家沟。1943年加入当地民兵，后因熟悉地形、胆大心细，被选拔为区游击小队通信员。1944年至1945年间，活跃于狮子岭、老鹰崖一带，主要负责情报传递、侦察敌情、联络各村自卫武装。曾多次利用简易信号（如军号声、火光、特定位置摆放的标记物）及时通报日伪军动向，使群众和游击队得以提前转移或设伏。1945年夏，在执行任务时失踪，后证实牺牲。”
事迹对得上！时间（1944-1945）、地点（狮子岭一带）、身份（游击队员、通信员）、甚至使用信号的方式（军号声）——都与王大娘日记的补记高度吻合！
“这个赵六斤，很可能就是用过‘守土’号的那位游击队员！”赵建国兴奋地说，“而且，他还有后代！我记得……对！他有个儿子，好像叫赵小军，现在应该还住在赵家沟！前两年村里修路占地，我还去协调过，有点印象！”
这无疑是突破性的进展！陈砚立刻决定前往赵家沟。
下午四点，赵家沟村支部会议室。
赵家沟距离石头村大约十几里山路，村子更小，更偏僻。在村支书的热心安排下，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举行。除了陈砚、赵建国，还有三位被请来的老人，他们都是当年游击队员或民兵的后代。其中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皮肤黝黑、手掌粗大、眼神却透着精明的汉子，正是赵六斤的儿子，赵小军。
当赵建国说明来意，提到“守土”军号和可能被赵六斤使用过时，赵小军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情绪明显激动起来。
“没错！我爹生前，确实提过一把军号！”赵小军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那时候我还小，他偶尔跟我讲打鬼子的事。他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跟鬼子面对面拼刺刀，是送信！山这么大，路这么险，鬼子说不定猫在哪个山旮旯里。后来，他从石头村一位老大娘那里，借来一把军号。”
他努力回忆着父亲的只言片语：“我爹说，那号跟部队用的不太一样，好像更旧些，号嘴上还刻着字（他记不清是什么字了）。他说，有了那号，送信就方便多了！有些情报，不用人跑断腿，爬到高的山梁上，瞅准方向，吹几声号，对面山头上的自己人就能听见，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他还专门琢磨了一套‘号语’！”赵小军说着，起身走到会议室角落一个陈旧的老式木柜前，打开锁，从里面取出一个用油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将布包拿到桌上，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本巴掌大小、用粗糙的土纸订成的册子，封面已经破烂，用毛笔写着“杂记”二字。册子旁边，还有一小截磨得发亮的牛角号嘴（显然是后来配的），以及几块画着奇怪符号的小石片。
赵小军翻开那本“杂记”。里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是文字，更多的是简单的图画和符号。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几个简单的波形图一样的符号，旁边标注着歪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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