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内响起一阵轻微的吸气声。南北几乎同时发生中等规模的边患，这虽是想定，但结合历史与现状，并非绝无可能。徐教官目光扫过众人：“此即今日议题：帝国如何同时应对南叛北侵？焦点非在如何分别剿灭叛军或击退鲜卑——那需具体情势具体分析。今日推演，聚焦于帝国战略机动力量之调配极限，以及维系两线作战之后勤支撑极限。”
他挥了挥手，两名助手立刻上前，开始调整沙盘旁的算筹和记录板。“首先，估判南线。平叛需步卒为主，辅以山地骑兵，预计需从中原、荆州等地调集常备军及州郡兵，总数至少五万，方能稳妥进剿。粮秣军械，主要依托益州本地及荆州水运补给，但蜀道艰难，荆州亦需防备，运输损耗率预设为三成五。”
木杆又指向北线：“北线防御，需加强长城沿线诸镇守军，并集结机动骑兵军团于幽、并，以为策应。为防备鲜卑大举入寇，北线需增兵至少八万，其中骑兵不少于三万。粮草来自河北、河东，然边地储粮有限，大量军需需从内地转运，路途遥远，消耗更巨，预设损耗率为四成五至五成。”
徐教官让助手在记录板上飞快计算，列出两组不断增长的数字：一边是南线所需的兵员、粮秣、箭矢、药材；另一边是北线所需的更多兵员、粮秣、马匹草料、冬衣预备。数字叠加，很快便触及了目前朝廷户部、太仓所能调拨的年度边防预算与物资储备的临界线。
“问题一，”徐教官声音平稳，“若优先保障北线防御（此为历朝常例），则南线平叛兵力与后勤是否充足？平定时间会拉长多少？期间叛势蔓延，糜烂地方，损失几何？若叛乱久不平，是否会抽调北线兵力，导致北防出现漏洞？”
“问题二，”木杆轻轻敲打沙盘上的漕运节点，“两线同时吃紧，漕运压力剧增。汴河、黄河、乃至长江水道运力，在保障京师消耗之余，能否同时满足南北两大方向的前线补给？若不能，何处可暂缓？何处必须优先？”
“问题三，”他的目光看向沙盘上帝国的腹地，“从中原、关中调兵南下或北上后，腹地守备空虚，是否需要动员府兵预备？府兵动员的限度在哪里？是否会严重影响秋收农事，动摇赋税根本？”
一个个问题抛出，冰冷而现实。围观的年轻参谋们开始低声讨论，争辩。有人主张必须雷霆手段先定南方，再全力北顾；有人坚持北疆乃安危所系，丝毫不能松懈，南线可暂取守势，以抚代剿；还有人绞尽脑汁计算着能否通过更精确的后勤调度、开辟临时粮道、甚至提前在战略地点增设储备仓，来勉强支撑两线作战。
推演并非要得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要逼着这些帝国未来的军事谋划者，去直面最极端、最困难的局面，去触碰国家战争机器运转的机限在哪里，去思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权衡、取舍、冒险。沙盘上的小旗移动着，记录板上的数字增减着，激烈的辩论时而爆发。这里没有阳光与汗水，只有冷静的算计、沉重的压力与对国家命运最深切的忧虑。这种极端化的“纸上谈兵”，其价值或许不亚于禁苑中皇子们射出的任何一箭。它是在为帝国可能到来的风雨，预先准备几套或许不完美、但至少深思熟虑过的应对方案，确保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决策者手中不止有一张牌，脑中也不止有一种想法。禁苑演武场锤炼着帝国继承人的胆魄与筋骨，而兵部讲武堂幽暗大厅里的沙盘推演，则在锤炼着这个帝国应对未来挑战的脑力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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