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六年二月的京畿，土地刚刚解冻。
永安县清水乡的清晨，薄雾还笼罩着田野，村东头那棵百年老槐树的枝桠上，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忽然，“当——当——当——”三声悠扬的钟声从槐树旁的社学里传出来，惊得麻雀扑棱棱飞起。
钟声是生铁铸的，挂在社学门廊下，敲起来声音洪亮，能传遍整个村子。敲钟的是社学先生孟谦，他今年四十五岁，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一手提着钟绳，一手拿着卷书，站在门槛上望向村道。
“孟先生敲钟啦！快走快走！”
“二狗子，你书袋呢？”
“等等我，我娘给我煮了鸡蛋！”
村道上，十几个孩童从各家各户跑出来，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只有六七岁，背着各式各样的书袋——有娘亲手缝的粗布袋，有爹用竹篾编的小筐，还有用旧包袱皮改的包裹。他们穿着半新不旧的棉袄，脸蛋红扑扑的，嘴里呵着白气，脚下踩着泥泞的村道，却个个眼睛亮晶晶的。
社学是去年秋天建成的。三间青瓦房，一间做学堂，一间做先生住处，一间堆放杂物。学堂里摆着二十张矮桌，是村里木匠打的，虽粗糙但结实。墙上挂着两块木板，一块涂了黑漆当黑板，一块贴着《千字文》的拓片。窗户糊着新纸，透进明亮的晨光。
孟谦看着孩子们鱼贯而入，嘴角泛起笑意。他是本乡人，年轻时读过书，考过两次秀才都没中，便在村里开了个私塾，教几个富裕人家的孩子。去年朝廷推行“社学制”，每乡设社学，由朝廷拨钱修建，聘先生教学，孩童免费入学。县里知道他教得好，便聘他做了社学先生，每月给三贯钱、两石米。
“先生早！”孩子们进了学堂，齐刷刷地行礼。
“早。”孟谦走到讲台后，“都坐好，先温习昨日学的字。”
二十个孩子各自就座，从书袋里掏出纸笔。纸是粗糙的麻纸，笔是竹杆毛笔，墨是便宜的黑炭粉调的，但孩子们用得很珍惜。孟谦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春、耕、种、田、禾。
“春耕种田禾。”一个叫铁柱的大男孩朗声念道，“春天耕种，田里长禾苗。”
“好。”孟谦点头，“铁柱，你把这五个字的意思讲给大家听。”
铁柱站起来，有点紧张：“春就是春天，耕就是用犁翻地，种就是撒种子，田就是地，禾就是庄稼。”
“说得对，但不够细。”孟谦走下讲台，“你们看‘春’字，上面是草，下面是日，草木遇日而发，这就是春。‘耕’字左边是耒（lei），古代的犁，右边是井，井田制时大家围着井田耕作。‘种’字左边是禾，右边是重，意思是重复播种，因为庄稼要年复一年地种……”
他讲得生动，孩子们听得入神。这些农家孩子，很多名字里都带着“田”“禾”“谷”“麦”，但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这些字原来这样写，这样解。
识字课后是算学。孟谦拿出一把算筹——那是县里统一配发的，每所社学都有十套。
“今天学加法。”孟谦在黑板画了个田字格，“假如你家有两亩地，一亩种麦，一亩种豆。麦亩产两石，豆亩产一石半，一共收多少？”
孩子们掰着手指算。一个叫麦穗的小姑娘怯生生举手：“三石半。”
“对！”孟谦鼓励地笑笑，“麦穗算得又快又准。你们看，学会算数，以后卖粮、买布、交税，都不会被人骗。”
麦穗脸红了，低下头，但眼睛里闪着光。她娘早逝，爹腿脚不便，家里穷，本来上不起学。社学免费，她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她学得特别认真，因为孟先生说过，女孩子识字明理，将来能管家，能教子。
上午最后一课是“律法浅说”。这是社学特有的课程，教材是礼部编的《百姓须知》，用大白话讲些基本的律法常识。
孟谦翻开书：“今天讲‘租佃’。假如你家租了王大户的地，说好收成对半分。但秋收时王大户说要六四分，他六你四，你怎么办？”
孩子们七嘴八舌：“跟他讲理！”“告官！”“不租了！”
孟谦等他们说完，才缓缓道：“首先，你们要有租契。租地时要立字据，写清租期、分成、交租时间，双方画押，最好有中人见证。有了租契，他改口就不占理。其次，可以找乡老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去县衙。记住，告状要有证据，空口无凭。”
“先生，要是我们不识字，不会写租契呢？”一个孩子问。
“所以你们要好好识字啊。”孟谦笑道，“等你们学会了，不仅可以给自己写，还能帮爹娘写，帮邻居写。识了字，明理懂法，就不会受人欺负。”
中午，孩子们回家吃饭。孟谦留在社学，就着咸菜啃窝头。正吃着，门外来了个人——是村里的乡老陈老汉。
陈老汉七十多了，拄着拐杖，胡子花白，在村里德高望重。当初建社学时，他是最反对的：“庄稼人读什么书？能当饭吃？不如多开两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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