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六年正月的洛阳，节庆的余温尚未散尽，街巷里还飘着爆竹燃过的硫磺味。
但都察院的官署内，已是一片肃杀。值房里炭火烧得正旺，监察御史张昶却觉得指尖发凉。他手里捏着一封密报，薄薄的纸页上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云州刺史府主簿赵顺，腊月以‘炭敬’为名，馈工部郎中王珪银二百两、绸十匹，账簿存证。”
张昶今年三十四岁，在都察院任职六年，经手的案子不下二十桩。他知道，“炭敬”是官场旧习——冬日严寒，地方官员以送炭火钱为名，给京官送礼，美其名曰“取暖之资”。开国以来此风渐盛，虽屡禁不止，但像这样明目张胆记入账簿的，还是头一回见。
“御史，此报可信否？”坐在对面的同僚李俨低声问道。李俨比张昶年轻几岁，性子更急些。
张昶将密报在炭盆上燎了燎，看着它化为灰烬：“报信人是赵顺的账房先生，因分赃不均心生怨愤。账簿他抄录了一份，三日后送到。”他顿了顿，“关键是，这账簿是赵顺亲手所记，准备回云州后向刺史邀功的——上面不仅有王珪，还有另外三个京官的名字。”
李俨倒吸一口凉气：“牵扯这么多人？”
“所以得慎之又慎。”张昶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洛阳正月灰蒙蒙的天，几只寒鸦在枯枝上瑟缩。“陛下登基以来，三令五申禁绝‘冰敬’‘炭敬’。去岁平阳侯奢宴案刚过，若此时再出贿赂案……”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这是对朝廷禁令的公然挑战。
三日后，正月初八。
一个穿着灰布棉袄的中年汉子趁夜色摸到都察院后门，将一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给门吏，转身消失在暗巷中。门吏不敢怠慢，立刻呈送张昶值房。
油纸包里是十几页账簿抄本，字迹工整，记录着云州刺史府去年腊月的“炭敬”支出：
“腊月初三，送工部水司郎中王珪，纹银二百两，杭绸十匹，价值约三百贯。备注：王郎中允诺开春拨云河修渠银五万两。”
“腊月初七，送吏部考功司主事孙邈，纹银一百五十两，茶叶二十斤，价值约二百五十贯。备注：孙主事允诺本年考绩‘上等’。”
“腊月十二，送户部度支司员外郎周铨，纹银一百两，貂皮两张，价值约二百贯。备注：周员外允诺减免云州今年粮税一成。”
“腊月二十，送御史台监察御史郑迁，纹银八十两，湖笔十支，徽墨五锭，价值约一百五十贯。备注：郑御史允诺关照云州刑案。”
每一条都清清楚楚，时间、人物、财物、承诺，像一把把刀子，扎在纸上。
李俨看得脸色发白：“连咱们御史台的人都……”
“郑迁。”张昶念着这个名字，声音冰冷，“去年刚擢升的监察御史，我还与他同席吃过饭。”
“张兄，怎么办？直接拿人？”
“不。”张昶摇头，“账簿是抄本，不能作为铁证。需拿到原账簿，还要查到财物去向。”他铺开纸，开始部署：“李御史，你带两个人，暗中查访王珪、孙邈、周铨三人近期有无异常花费，特别是银两、绸缎、皮货的来路。记住，要悄无声息。”
“那郑迁呢？”
“我亲自查。”张昶眼中寒光一闪，“同僚犯案，我更该查个明白。”
正月初十，张昶以“商讨开春巡查事宜”为名，来到郑迁宅邸。
郑迁的宅子在城南安乐坊，不算大，但布置雅致。院里种着几株腊梅，正开得热闹，幽香袭人。郑迁四十出头，面皮白净，见到张昶很是热情：“张御史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
两人在书房落座，仆人奉上热茶。张昶寒暄几句，状似无意地环顾书房。书架上典籍整齐，案上文房四宝都是寻常之物，唯独笔架上插着一支湖笔，笔杆是上等紫竹，笔头饱满——这种笔，一支值十贯钱。
“郑兄这笔不错。”张昶笑道。
郑迁神色微不可察地一僵，随即自然地说：“朋友所赠，朋友所赠。”
张昶不再追问，转而谈起公务。但他在告辞时，特意在院中多站了片刻，目光扫过墙角那辆半新的马车——车辕上有个不起眼的标记，是东市“瑞福绸庄”的送货标记。而账簿上记着，送郑迁的绸缎，正是从瑞福绸庄买的。
正月十二，李俨那边有了进展。
“王珪腊月十五在城西买了处小院，花了三百贯，用的全是现银。”李俨压低声音，“卖房的老汉记得清楚，银子是五十两一锭的官银，共六锭。孙邈的老婆腊月二十做了件貂皮大氅，皮子极好，少说值八十两。周铨的儿子腊月底娶亲，聘礼里有两匹杭绸，与账簿上记载的纹路、花色一模一样。”
“物证差不多了。”张昶点头，“现在差原账簿，和赵顺的口供。”
“赵顺还在洛阳？”
“在。他要在京中待到正月二十，等工部拨款的批文。”张昶从袖中取出一份请柬，“后日，云州刺史府在‘醉仙楼’宴请工部、户部几位官员，王珪、周铨都会到。赵顺作为经办人，必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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