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十一月的洛阳,清晨的霜结在太学门前的石狮子上,白茫茫一层。
天还没亮透,太学东侧的石经林外已经人影攒动。这里是朝廷设立的“正字石经”所在,四十六块两人高的青石碑呈回字形排列,每块碑上刻着一部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共计十二经,二十余万字。
碑文用的是当世大儒亲手书写的标准隶书,再由顶尖石匠精雕细刻,每个字都方正庄严,一笔一画间透着千钧之力。自开元三年立碑至今,这里就成了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圣地。
“让一让,让一让!”
两个年轻士子抬着一筐木炭挤过人群,在石经林中央的空地上生起炭盆。这是太学提供的便利——冬日天寒,朝廷特许在石经林内设八个炭盆,供抄经的士子取暖。炭是好炭,烟少火旺,是工部矿冶司特供的。
火光映亮了最早到的一批士子。他们大多穿着半旧的棉袍,背着书箱,手里提着自制的油灯或灯笼。有人呵着冻僵的手,有人跺着脚,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盯着那些在晨光中逐渐清晰的石碑。
“陈兄,今日抄哪部?”
“先抄《礼记·曲礼》篇。”一个二十出头的士子放下书箱,取出厚厚一叠麻纸、墨锭和毛笔。他叫陈禹,来自兖州,家境贫寒,这是第三次来洛阳参加明经科考试。“去年我抄的《礼记》有一处漏字,今年得补上。”
旁边的士子笑道:“陈兄真是精益求精。我听说礼部要印《石经校勘录》,把各版本经文的异同都列出来,到时候买一册便是,何苦自己校对?”
陈禹正色道:“买来的终究是别人的校勘。自己一字一句对着石经抄录、校勘,这过程本身就是治学。你看——”他指向石碑,“每个字都刻在石上,千年不易。我们抄录时若有一笔之差,便是对不住这石头,对不住刻石的前辈,也对不住自己的心。”
这番话让周围几个士子都肃然起来。有人低声道:“陈兄说得是。治学如修行,不能走捷径。”
天色渐亮,石经林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太学的仆役抬来几张长桌,上面摆着成刀的纸、成盒的墨——这也是朝廷的恩典:凡来石经林抄经的士子,每人每日可领麻纸二十张、墨半锭。虽不是上等货色,但足够用了。
陈禹领了纸墨,选了《礼记》碑前的位置。他先对着石碑恭恭敬敬行了三揖礼,这才铺开纸,研墨润笔。晨光斜射在石碑上,那些深入石髓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泛着青黑色的光。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陈禹低声诵读,然后提笔誊写。他的字不算漂亮,但极其工整,每个笔画都一丝不苟,仿佛在石头上刻字般用力。
抄到“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时,他停下笔,蹙眉思索。这句话他记得家传的抄本里是“长者问,不辞而对”,少了“让”字。他翻出随身携带的那本已经翻得毛边的家传《礼记》,果然如此。
“是石经对,还是家传本对?”他自言自语。
“石经对。”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陈禹抬头,见一位穿着深青色官袍的老者不知何时站在身边。老者约莫六十岁,面容清癯,须发花白,但腰背挺直如松——正是太学五经博士周淳。
“学生见过周博士!”陈禹连忙起身行礼。
周淳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了:“你家的抄本,大概是前朝传下来的。前朝战乱,典籍散佚,各家传抄难免有误。开元元年,陛下命集贤殿整理天下经文,以宫中所藏古本为底,参考各家善本,历时三年才定下这石经文字。每个字都经过七位大儒审定,应当是最可靠的。”
陈禹恍然:“原来如此!那学生家传的这个本子……”
“可以留作参考。”周淳微笑道,“治学要知流变。你知道这个字为何会有异文,为何石经取此不取彼,这比死记硬背更有意义。”他站起身,声音提高了些,“诸位士子,巳时初刻,老朽在《诗经》碑前讲解‘风雅正变’,有兴趣的可来听。”
周围响起一片应和声。太学博士亲自讲解,这是难得的机会。
陈禹继续抄写,但心里多了一层明悟。他不再只是机械地誊抄,而是会停下来想想: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写?这句话为什么这样断?石经的版本与其他版本差异在哪里?想着想着,那些冰冷的文字仿佛有了温度,活了。
日上三竿时,石经林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像陈禹这样备考的士子,还有不少是纯粹的学者——有的头发花白还在校勘,有的年轻气盛在争论经义,有的安静抄录,有的低声诵读。呵出的白气在冷空中飘散,墨香混着炭火气,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味。
“诸位请看《诗经·关雎》这一句。”周淳的声音在《诗经》碑前响起,几十个士子围拢过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逑’字,有的本子作‘仇’,有的作‘求’。石经为何定作‘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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