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杨峻荣大笑起来，笑声里有释然，也有疯狂：“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浩彣，你真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杰伦是你介绍认识的。”
“对对对，我们都是疯子。”他的声音兴奋起来，“那你同意做了？”
“做。而且要做得彻底。”我认真地说，“杨总，这张专辑不要想市场，不要想主流，就让他彻底释放。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有个问题。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取消合作，以后共荣的所有发行工作都没他们的事了。”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打开第二个包裹。
何西寄来的，是一盒磁带和几页手写的信。
磁带标签上写着：“黄土巡演·西安现场实录，2000.5.28”。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先是一阵嘈杂的环境音——观众的交谈声，椅子的挪动声，调试乐器的声音。然后是何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有些失真但很真实：“大家晚上好。我是何西。感谢你们来听我唱歌。”
掌声，不太热烈，但真诚。
吉他声响起，简单的几个和弦。何西开始唱《黄土》专辑里的歌。
他的声音很粗，像砂纸，像风刮过黄土高原的沟壑。没有技巧，只有感情。
唱到那句“我们像野草，在楼群的缝隙里，挣扎着一寸光”时，台下有人跟着哼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现场录制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但那种生命力透过劣质的录音设备扑面而来。
你能听见何西唱到高音时的轻微破音，听见观众在副歌时的呼吸声，听见吉他弦震动时发出的嗡嗡余音。
这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不是录音棚里精心修饰的完美，而是活生生的，有汗味，有体温，有不完美的真实。
磁带放完，我展开信纸。何西的字写得很大，笔画粗重，像他的人一样：
“田总，见信好。
巡演走了一个月，西安、兰州、银川、延安，最后又回到西安。
每场人都不多，最多的一场三百人，最少的一场五十人。但来的人都是真想听歌的，安静地听，用力地鼓掌。
在延安那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完歌来找我，说我的《北方的麦田》让他想起年轻时候，想起生产队，想起那些苦日子里的一点甜。
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就给他敬了根烟。
钱没赚多少，场租、路费、住宿，勉强打平。
但我觉得值。至少有人听了，有人记住了。
你让我找的‘根’，我好像找到了一点。
不是在音乐学院里，是在这些黄土坡上，在这些普通人的眼睛里。
他们听我唱歌时，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追星的狂热，是‘我懂你’的默契。
谢谢你给我继续唱下去的信心。
我会继续唱，唱到唱不动为止。
另：王斐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接了电视剧主题曲。我说好啊，你要成电视明星了。她笑了，说还是唱歌踏实。我觉得她状态不错。
保重身体。
何西 2000.5.30”
我把信折好，小心放回信封。
何西的路走得慢，走得苦，但走得扎实。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做小众的，地下的，不被主流看见的音乐。
但正是这样的音乐，才能沉淀下来，成为时代的注脚。
第三个包裹，国际快件。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卡片和一盒录像带。
卡片是手绘的，画着一个女孩坐在窗边，窗外是星空。
背面用英文写着：“Howard，这是我在治疗中心画的。医生说画画能帮助表达。我想告诉你，我正在学习说‘不’。虽然很难，但我在学。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权利说不。Britney.”
录像带标签上写着：“Therapy Session, Private”(私人治疗周期)。
我犹豫了一下，把录像带放进播放机。
画面跳出来，是布兰妮坐在一间简单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中年女心理医生。
她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素颜，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这和MV里那个光彩夺目的偶像判若两人。
“Britney，今天想聊什么？”医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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