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9日，深夜十一点零七分。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T2航站楼时，我的耳朵里还残留着《Uptown Funk》鼓点反复撞击的嗡鸣，像一只永不疲倦的蜂群在颅内筑巢。
十二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身体困倦得像被掏空又填满沙袋，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时摩擦血管壁的细微声响。
洛杉矶的阳光和喧嚣还黏在皮肤上——那种干燥的、带着海水咸味和汽车尾气的热。
北京夜里的凉风从机舱门打开的缝隙灌进来，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那层黏腻的伪装。
撕裂感。
从一个世界被硬生生拽回另一个世界。
前者华丽、外放、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像打翻的调色盘；后者深沉、内敛、在几千年的黄土层下寻找表达的出口，像一卷缓缓展开的宣纸。
高军的助理小陈来接我，车子驶上空旷的机场高速。
窗外是熟悉的北方平原夜景，稀疏的灯火在无边的黑暗中明灭，像沉睡巨人的呼吸。
偶尔有运货的大卡车呼啸而过，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拉出长长的光轨，瞬间照亮路旁白杨树笔直的轮廓，又迅速消失。
“小田总，直接回招待所还是去公司？”小陈问，声音里带着熬夜的沙哑。
我想了想：“去录音棚。”
“现在？都半夜了。”他看了眼仪表盘上的电子钟，绿色数字显示23:42。
“嗯，现在。”我把车窗摇下一道缝，让冷风灌进来，驱散最后一点昏沉。
我需要立刻切换状态。从《Genesis》的全球声波，切换到《华夏》的根脉与新生。
这两张专辑像我的两个肺，一个呼吸世界的空气，一个呼吸故土的气息。缺了哪一个，都会窒息。
车子在北四环上行驶，深夜的北京空旷得陌生。
白天的拥堵、喧嚣、人流全部消失，只剩下路灯孤独地站立，把银杏树新发的枝叶影子投在空旷的街道上，像一幅幅流动的水墨剪影。
这座城市在沉睡，或者说，在用它的方式休息，积蓄力量等待明天的苏醒——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录音棚在北四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是全套的进口录音设备——SSL调音台、Neumann话筒、满墙的效果器机架，电线像藤蔓一样在地板槽道里穿行。
这是去年艾伦来的时候租下来的，当时多方煎熬、资金吃紧，高军说我疯了——一个月五万租金，就为了个录音的地方。
但我觉得值。音乐需要气场，需要空间，需要那种能让声音自由生长的环境。
推开厚重的隔音门，里面亮着灯。
林浩坐在调音台前，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整个人陷在工程师椅里，像一尊入定的佛。
他是九七年高军从大公司挖来的制作人，从王斐的《流光絮语》到黄西的《黄土》……
现在才三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但手指修长白皙，在调音台的推子间滑动时，像钢琴家在弹奏无声的乐章——推高，拉低，微调，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克制。
听见声音，他睁开眼，眼神里有熬夜的血丝，但很亮：“回来了？”
“嗯。”我把背包扔在旁边的沙发上，那是个老式皮沙发，皮革开裂露出里面的海绵，“在听什么？”
“《俑》的弦乐小样。”他摘下一边耳机递给我，“刚录完，你听听。我找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最好的八个乐手，录了整整一天。”
我接过，戴上。耳机里传来弦乐的声音——但不是西方交响乐团那种恢弘的、整齐划一的齐奏，而是更细腻、更东方化的表达。
大提琴低沉如大地深层的呼吸，中提琴婉转如溪水流过石缝，小提琴高亢处像黎明时的鸟鸣，但所有声音都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类似古琴泛音的质感里，像隔着千年的雾气传来。
这是林浩花了两个月研究的成果：用西方的弦乐器，模仿中国古乐的韵味。不是简单的旋律移植，是气韵的转化——让提琴“唱”出古琴的“吟猱”，让弓弦摩擦出琵琶的“轮指”。
“怎么样？”他问，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控制台边缘。
“大提琴再沉一点。”我闭着眼睛听，让声音在脑海里形成画面，“不是音量，是质感。要像兵马俑刚从土里挖出来时，那种带着泥土腥味的沉重——不是死沉，是蓄势待发的沉，好像下一秒就会动起来。”
林浩在笔记本上记下，用的是铅笔，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明白。还有呢？”
“小提琴的高音区，加点颤音，但要克制。”我睁开眼睛，看着控制台上跳动的电平表，“不是情绪化的颤抖，是……像陶俑表面彩绘褪色时，那种细微的龟裂。很轻，但你能感觉到它在蔓延。”
他停下笔，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这要求，有点抽象。”
“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
林浩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笑容里有无奈也有兴奋：“对，我知道。所以才跟你干活——虽然会被逼疯，但做出来的东西，别处没有。那种‘别处没有’，是会上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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