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7日，清晨六点。
我在公司的沙发上醒来时，脖子僵硬得像是生锈的轴承。昨晚和高军、赵振讨论网吧系统在武汉遭遇的第二次地头蛇反扑，一直熬到凌晨四点。王工拿来的技术方案足足有四十页，我们一页一页地过，咖啡喝到第五杯时，舌头已经尝不出任何味道。
窗外天光微亮，北京五月的清晨带着槐花的甜香，从半开的窗户飘进来。我揉着太阳穴坐起身，看见会议室的门缝底下透出灯光——高军还在里面。
推开门的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
高军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脸颊贴着摊开的财务报表，眼镜歪在一边。他面前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投影在眼镜上，看不清内容。
而让我愣住的，是他旁边坐着的人。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扎成简单的马尾。她正小心地把一件薄外套披在高军肩上，动作轻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瓷器。女人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揉着眼睛，怀里抱着个保温桶，困得脑袋一点一点。
女人抬头看见我，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您就是……小田总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的柔软。我点点头，看了眼还在沉睡的高军：“您是？”
“我是高军的爱人，刘静。”她指了指小男孩，“这是我们家小凯。吵到您休息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我们……”
“没事。”我打断她，压低声音，“高哥昨晚熬到很晚。你们怎么来了？”
刘静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地看着趴睡的高军：“他三天没回家了。电话也不接，传呼机也不回。小凯咳嗽刚好，想爸爸……”她顿了顿，“我就想，来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
小男孩这时完全醒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问：“你就是爸爸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哥哥？”
我愣了愣，然后蹲下身和他平视：“我叫田浩彣。你呢？”
“我叫高凯。”他挺起胸脯，“二年级了。”
“二年级啊，那很快就是大孩子了。”我笑笑，“你抱着的是什么？”
“妈妈炖的鸡汤。”高凯把保温桶递过来，“妈妈说爸爸工作累，要补身体。可是爸爸不回家，汤都要凉了。”
保温桶还是温的。我接过来，盖子拧得很紧，但缝隙里透出熟悉的香气——当归、枸杞、老母鸡，还有一点党参的甘苦。
“小凯，让爸爸睡一会儿。”刘静把孩子拉回身边，然后看向我，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想说，但最终只是轻声问，“小田总，高军他……一直都这样吗？”
这个问题很重。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晨光从东边的楼群后升起，把云层染成淡金色。街道上开始有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清洁工在扫昨晚的落叶，唰——唰——，声音规律得让人心安。
“静姐，”我没有转身，“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觉得，高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后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听见刘静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他是个好人。负责任，有担当，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就是……太轴了。”
“轴？”
“认准一条路，就会走到黑。”她顿了顿，“当年他辞职回国，自己做演出经纪，所有人都反对。我说你放着高薪职位不要，非要自己折腾，万一赔了怎么办？他说，人生总得折腾一回，不然老了会后悔。”
我转过身。刘静坐在高军旁边的椅子上，手轻轻理了理他额前散乱的头发。这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无数次。
“后来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有人上门催。”她继续说，“那会儿小凯不到三岁，我每天在家都提心吊胆。他白天出去跑业务，晚上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抽烟，一坐就是半宿。我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就是对不起我和孩子。”
窗外的光又亮了些，照进会议室，在高军花白的鬓角上停留。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七岁。
“再后来，他遇到了您。”刘静抬起头看着我，“他回家说，跟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我当时以为他疯了。可他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很久没见过了。”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高凯都开始打哈欠。
“小田总，我不是不懂事的女人。”刘静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男人要拼事业，我知道他要养家。二月份，小凯发烧到三十九度那天，我在医院给他打了七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护士问，孩子爸爸呢？我说在忙。护士看我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高军平稳的呼吸声，和高凯摆弄保温桶盖子的轻微声响。
“静姐，”我走到她对面坐下，“您知道高哥现在在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打开会议室的投影仪，把昨晚讨论的方案调出来。屏幕亮起，上面是武汉网吧分布图，红色的点代表加盟店，绿色的点代表被地头蛇骚扰过的店。密密麻麻，像一张战场的兵力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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