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5日，上海虹桥。
飞机在春雨中降落，跑道湿滑，轮胎触地时溅起大片水雾。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在建的高楼——东方明珠塔已经立起来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塔吊的手臂在雨中静止，像巨人在沉思。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不同，更湿润，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嫩叶的清香。雨不大，但绵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来接我的是张汝京的助理小陈，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着台湾口音：“田先生，张博士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堵车，可能要一小时。”
“没关系。”我说。
车子驶上延安高架。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把车窗外的世界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上海的春天比北京来得早，路边的梧桐已经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在雨中绿得发亮。
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田先生比我想象中年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看向窗外，“张博士最近怎么样？”
“很忙。”小陈推了推眼镜，“每天都在见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设备供应商、技术专家。上个星期刚从美国回来，带了几个德州仪器的老同事。”
“厂房选址定了？”
“基本定了，在张江。”小陈说，“但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土地、环评、电力、水源……每个环节都要跑。大陆的办事流程，张博士还在适应。”
我能想象。2000年的上海，效率已经比内地高很多，但对一个在美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太慢了。
“资金呢？”我问。
小陈犹豫了一下：“张博士说，等见到您再详细谈。”
我明白了。资金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说。
车子在雨中缓慢前行。高架上堵成长龙，红色尾灯连成一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收音机里在播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成交量再创新高……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庆典筹备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一个躁动的时代。
所有人都想在变革中抓住点什么——股票、房产、项目、机会。而我，要来抓住最硬的那块骨头。
张汝京的临时办公室在浦东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十八层，窗外能看到建设中的张江园区。大片空地，零星几栋厂房，塔吊林立，像一片刚刚开垦的荒野。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时，张汝京正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画着什么。白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英文缩写——MOSFET、CMOS、光刻、蚀刻、离子注入。我看不懂全部，但能认出那些是芯片制造的工艺流程。
“浩彣来了。”张汝京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他比在台北时瘦了些，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眼神依然明亮，像燃烧的炭火。
“张博士。”我走过去握手。他的手很干燥，有力。
“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小陈，泡茶。”
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白板，投影仪。
角落里堆着几箱文件，用英文和中文标注着“设备清单”、“技术文档”、“专利文件”。
茶端上来了，是台湾的高山茶，香气清冽。
“先说说你那边。”张汝京端起茶杯，“我听说，你最近在打一场硬仗。”
他指的是IFPI的事。消息传得真快。
“是场硬仗，但必须打。”我说，“数字音乐是未来，版权问题早晚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像我们做芯片一样。”张汝京点头，“专利、授权、技术壁垒——早晚要面对。早面对，早积累经验。”
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不过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音乐。是谈这个。”
他按了下遥控器，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上海地图，张江区域被红圈标出。
“这里，两百亩地，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张汝京用激光笔指着红圈，“一期厂房五万平方米，规划月产能三万片八英寸晶圆。制程技术从0.35微米起步，计划在三年内做到0.18微米。”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数字都重如千钧。
八英寸晶圆。0.35微米。月产三万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投资，是数百台精密设备，是上千名工程师，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技术积累。
而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音乐文化起家的人，要参与这场豪赌。
“资金缺口还有多少？”我问。
张汝京切换幻灯片。一张表格出现：总投资预估——12亿美元。已募集——2.8亿美元。缺口——9.2亿美元。
“我们计划分三期。”他解释，“第一期需要4亿美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组建团队。第二期3亿美元，扩充产能、升级制程。第三期2.2亿美元，研发下一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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