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3日,下午四点。
四川县城,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
我推开312病房的门。四人间,靠窗的床上,父亲正躺着,腰上缠着厚厚的固定带。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饭菜、汗水和某种衰老的气味。走廊里挤满了人——提着暖壶的家属,推着换药车的护士,拄着拐杖练习走路的病人。每一张脸上都写着疲惫、疼痛或者麻木。
“爸。”我轻声唤他。
他转过头,看到我,眼睛里亮了一下,但很快暗下去:“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忙吗?”
“再忙也得回来。”我把背包放下,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桶,“妈炖的鸡汤,让我带给你。”
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腰使不上力。我赶紧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他的身体很轻,像一捆干柴。我记得前世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很壮实,能扛起一百斤的米袋。现在才四十三岁,却已经显出老态了。
“网吧那边……”他开口就问。
“小军哥管着呢,没事。”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飘出来,“你先喝汤。”
父亲接过勺子,手有些抖。鸡汤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喝,喝得很慢。病房里另外三个病人都看过来,眼神里有羡慕——这年头,能喝上家里炖的鸡汤,是福气。
“打架那几个人呢?”我问。
“派出所带走了。”父亲说,“两个小年轻,为了抢一台机器,动起手来。我去劝,被推了一下,撞到桌角上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想象当时的混乱。县城网吧,几十号人挤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里,打游戏上了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雇个保安吧。”我说,“钱我出。”
“不用。”父亲摇头,“浪费钱。我自己能看好。”
“你看不了。”我看着他的腰,“这次是扭伤,下次万一动刀呢?县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能总指望人家讲道理。”
父亲不说话了,闷头喝汤。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花我的钱,不想显得没用,不想承认自己老了。这是那一代男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枷锁。
喝完汤,父亲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那些白发我以前没注意过。
“浩彣。”他忽然开口,眼睛还闭着,“你妈说,你现在做的事,很大。”
“嗯。”
“有多大?”
我想了想:“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多少人?”
“说不准。几万,几十万,也许更多。”
父亲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你得小心。”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很严肃,“人越多,责任越大。你做错一点,可能害了很多人。就像我开车,方向盘在我手里,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里。我不能错。”
我点头:“我明白。”
“你不明白。”父亲摇头,“你还年轻,觉得什么事都能做好。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你得给自己留条退路,万一错了,还能回头。”
退路。这个词这两天很多人跟我说。
高军说:IFPI的事,我们退一步吧。
赵振说:诉讼风险太大,和解是退路。
现在父亲也说:留条退路。
但我不能退。退了,好听音乐网就死了。退了,行业规则就还是老样子。退了,我就白重生了。
“爸,”我说,“有些事,退不了。”
父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随你吧。你从小就有主意,我管不了。”
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担心,但他不说。这就是父爱,沉默,沉重,像山。
下午六点,我离开医院,母亲送我下楼。
“浩彣,”母亲在楼梯口拉住我,“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你。”
“我知道。”我说。
“还有……”母亲犹豫了一下,“那个林薇,中午来医院看你爸,还带了水果。她是个好姑娘,但你们年纪还小……”
“妈,”我打断她,“我和她只是朋友。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读书。”
母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我走到医院门口,打车去长途汽车站。今晚必须赶回北京,明天还有发布会。
从县城赶回北京已是深夜,我回招待所换了身衣服,直接去了公司准备发布会材料。
公司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我先回办公室处理邮件。
IFPI的律师函正式送达了。不是快递,是派人专程送来的,厚厚一沓,全是英文。赵振已经组织团队在翻译、分析。初步结论不乐观:对方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如果我们硬扛,败诉率超过80%。
更糟糕的是,消息在行业内传开了。三家原本有意合作的唱片公司临时取消会谈,两家广告商暂停投放,甚至有两个员工私下打听“公司会不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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