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28日，清晨六点，西安。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一整夜后，终于缓缓驶入站台。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下火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和北京不同的气味——干燥的尘土味，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羊肉汤和烤馍的香气。
站台上挤满了人。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背着双肩包的学生，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广播里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播报到站信息，声音在巨大的穹顶下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咒语。
我来西安是为了采风。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完成大半，但中文专辑《华夏》遇到了瓶颈。我试着把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的歌重新编排，加入更多中国元素，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技术，不是旋律，是魂。
金佚林院长在电话里说：“你的声音里有技术，有感情，但没有根。去找找你的根在哪里。”
根。这个词很重。对一个重生者来说，根在哪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经历里？还是在更遥远的、属于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地下埋着无数王朝的遗骨，空气中飘着秦砖汉瓦的尘埃。也许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接我的是个本地朋友介绍的向导，姓陈，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专门研究秦腔。
“田先生是吧？”他跟我握手，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听说您想听原汁原味的秦腔？”
“对。”我说，“越老越好。”
陈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地图的经纬线：“那您来对了。今天带您去个地方，保证您没听过。”
我们上了辆破旧的桑塔纳，车子在西安的老城区里穿行。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梧桐树的枝桠在空中交错，把天空切割成碎片。
偶尔能看到城墙的轮廓，青灰色的砖块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车子最终停在一条小巷口。巷子很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两旁是斑驳的土墙。陈老师领着我往里走，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扇木门前。
门没锁，一推就开。
里面是个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中间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
树下坐着七八个老人，有的拉着板胡，有的敲着梆子，有的端着茶碗。
最中间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光着头，穿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正闭着眼睛哼着什么。
陈老师示意我别出声，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
老者哼了一会儿，忽然睁开眼睛，开口就唱：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声音炸开的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不是唱，是吼。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嘶哑，粗粝，像砂纸在摩擦钢铁。
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旋律很简单，几乎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那种生命力——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让我动弹不得。
他唱的是《斩李广》。秦腔经典剧目，讲的是忠臣被冤杀的故事。
“拔剑自刎在厅堂——”
声音拔高，像刀锋划过天空。
老者的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那不是表演，是某种仪式。
他在用声音重现那个悲壮的时刻，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另一个生命的终结。
院子里的其他老人安静地听着。拉板胡的手指在弦上滑动，梆子敲击的节奏像心跳，一声，一声，敲在时间的骨头上。
一曲终了，老者大口喘气，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茶水顺着花白的胡子流下来，滴在衣襟上。
陈老师这才走过去：“王老，这位是北京来的田先生，想听您唱戏。”
王老抬起眼皮看我，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北京来的？听秦腔？”
“对。”我起身鞠躬，“王老唱得太好了。”
“好什么。”他摆摆手，声音沙哑，“没气力了。年轻时候，我能连唱三场不喝水。现在唱一段就得歇半天。”
“但您的声音里有东西。”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王老打量着我：“你是做什么的？”
“写歌，唱歌。”
“流行歌？”
“嗯。”
他笑了，露出一口残缺的牙：“流行歌……软绵绵的，没劲。你看我们秦腔，讲的是什么？忠孝节义，生死爱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那歌，讲的都是啥？情啊爱啊，腻歪。”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但也不对。
“王老，”我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我能跟您学一段吗？就学刚才那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院子里其他老人都笑了。一个拉板胡的说：“小伙子，秦腔不是一天能学会的。得用丹田气，得把魂都吼出来。你们城里人，气太短。”
“我试试。”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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