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德国联邦议会大楼附近某俱乐部私人包厢，第十七天傍晚。
沈南星面前的威士忌冰块已经融化了大半。坐在他对面的，是舒尔茨博士引荐的一位前联邦经济事务部高级官员，如今在柏林一家顶尖律所担任高级顾问的克里斯托弗·兰格。兰格年约五十，银灰色头发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如鹰。
“沈先生，议会专业委员会的那场闭门听证会，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下午。”兰格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久居权力边缘的审慎，“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提交材料的‘专家证人’，包括一位来自某保守派智库的安全政策研究员，以及一位曾在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BSI）任职、现已退休的资深技术官僚。他们的论点，会集中在‘自适应工业控制系统’的算法不透明性可能带来的‘供应链武器化’风险。”
“算法不透明？”沈南星皱眉，“我们向IPA提交了核心算法的数学证明和……”
“IPA的报告证明了技术的民用性质和当前的安全性。”兰格打断他，“但他们的新论点，是‘未来风险’。他们可以说，今天安全的算法，明天可能通过远程更新被植入恶意逻辑；或者说，依赖一个外国公司的‘黑箱’优化系统，会使德国工业的关键流程暴露在不可控的外部影响之下。这是一种基于‘可能性’和‘战略依赖’的指控，比具体的技术瑕疵指控更棘手，因为它迎合了当前部分政治力量对‘技术主权’和‘去风险化’的焦虑。”
沈南星感到一阵寒意。这种指控如同空气，无形无质，却足以窒息。
“我们能做什么？在听证会上反驳？”
“直接参与听证会并进行反驳，几乎不可能。那是闭门会议，受邀的‘专家’都是精心挑选的。”兰格摇摇头，“但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在听证会前，通过媒体渠道（需要绝对可靠的媒体伙伴）释放积极信息，强调MTU-TUM合作项目已经取得的实际技术突破和经济效益，用事实对冲恐慌叙事。第二，动员我们在工业界的盟友——不仅是MTU，还有可能受益于‘织网’技术的其他德国中型企业（Mittelstand）——让他们通过行业协会发声，强调合作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而非‘风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需要一份更具‘德国色彩’的、关于‘织网’平台长期安全性和透明度的‘承诺’或‘路线图’。”
“承诺？路线图？”
“比如，与IPA或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其他研究所，建立关于‘织网’算法长期安全审计与开源核心模块的联合研究计划；承诺在德国设立独立的数据处理与算法验证中心；或者，与德国本土的软件安全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他们对部署在德国的‘织网’系统进行定期的第三方代码审查。”兰格列举道，“这些措施，不一定需要立刻完全实施，但一个清晰的、有诚意的路线图，可以极大缓解政治层面的担忧，表明燧人愿意融入德国的技术监管生态，而非作为一个不可控的‘黑箱’存在。”
沈南星快速消化着这些建议。这不仅仅是商业合作，更是深度的战略妥协和信任构建。代价不菲，但可能是打破当前政治僵局的唯一途径。
“我需要与总部沟通。”沈南星说道。
“当然。但时间很紧。听证会就在后天。路线图的雏形，最晚明天中午需要确定，并通过可靠的渠道‘不经意’地透露给委员会中立场相对温和的议员。”兰格看了看手表，“我会帮你联系几家可靠的财经和技术媒体。MTU的施密特博士那边，也需要同步行动。”
离开俱乐部，柏林的夜晚寒气袭人。沈南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技术问题可以靠实力解决，流程问题可以靠盟友疏通，但政治风向的扭转，需要更精巧、更长远、有时甚至需要牺牲部分利益的布局。他拉紧大衣，快步走向停车的地方。他必须立刻与陆晨和施密特博士通话。
东京，昭栄总部地下某处临时拘押/询问室。
渡边绫坐在一张冰冷的金属椅子上，面前只有一杯水。房间没有窗户，灯光惨白。她已经在这里待了超过十二小时。期间有三拨不同的人进来问话，问题反复围绕“曙光-7”项目、她私自进行的分析、可能的对外联络渠道、以及那枚“消失”的芯片。
她以沉默和有限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应对。承认自己出于技术好奇调阅并分析了封存数据，但否认发现任何“重大秘密”，坚称自己的分析仅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并将数据异常归结为“当时算法缺陷或传感器噪声”。对于芯片，她只说那是用于存储个人技术笔记的普通U盘，在一次搬家后遗失。
审问者显然不满意。但他们似乎也有所顾忌，没有使用超出限度的胁迫手段。渡边绫判断，武田常务虽然急于给她定罪并封口，但“最高密级复核”可能还没有找到能直接将她与“对外传递核心机密”钉死的铁证。他们在寻找突破口，或者在等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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