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根下的栀子花糖化了。
是慢慢化的。先是花瓣的边缘开始发软，变得透明，像清晨的露水挂在花瓣上，要掉不掉的样子。然后整朵花都软了，塌了，躺在照片上，把照片上陈大有的脸遮住了一半。最后，它变成了一滩琥珀色的糖浆，在照片上铺开，薄薄的一层，亮晶晶的。
小树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霜降。
早上开门，风吹进来，带着霜气。小树去墙角拿柴火，一低头，就看见了。
“师傅，”他喊，“花化了。”
建设走过来，蹲下看。糖浆已经干了，在照片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壳，透明，脆，像冰糖做的玻璃。透过这层壳，还能看见陈大有的脸——十八岁的脸，笑着，眼睛亮亮的。
“该化的总会化。”建设说。
“要清掉吗？”
“不清。”建设说，“就这样放着。糖化了，魂还在。”
小树不懂什么是魂。但他看见师傅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层糖壳。壳很脆，一碰就发出细微的咔嚓声，但没有碎。
“脆的，”建设说，“但还在。”
那天下午，来了一个女人。
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灰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她走进铺子，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眼睛在铺子里慢慢扫过，像在找什么东西。
“买糖？”建设问。
女人点点头，又摇摇头。她走到柜台前，看着玻璃柜里的糖。圆的，方的，梅花的，桃花的，写着字的，画着画的。
“我要一块糖，”她说，“圆的，上面画一朵栀子花。”
建设愣了一下。
“栀子花？”
“嗯。”女人说，“白色的，五瓣的。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吃过这样的糖。他说，那糖甜，但不腻，甜里头有一点苦，苦里头有一点香。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糖。”
建设看着她：“您父亲是……”
“陈大有。”女人说。
铺子里安静了几秒钟。灶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陈师傅的女儿？”建设问。
女人点点头：“我叫陈梅。梅花那个梅。”
建设走到墙根下，蹲下，指着那张照片：“是这个陈大有吗？”
女人走过来，看见照片，愣住了。她蹲下来，仔细看。照片上的年轻人笑着，眼睛亮亮的，和她记忆里的父亲很像，但又不太一样——记忆里的父亲已经很老了，脸上全是皱纹，背也驼了。照片上的父亲，年轻，挺拔，像一棵春天的树。
“是他。”她说，伸出手，想摸照片，但手停在了半空。她看见了照片上那层糖壳，薄薄的，亮晶晶的，像一层冰，也像一层泪。
“这是……”
“他去年拉的花。”建设说，“糖栀子花。拉完，就放在这儿。前几天化了，成了这层壳。”
陈梅的手轻轻落下去，触到那层糖壳。壳是凉的，脆的，但她的手指是温的，一碰，壳上就留下一个模糊的指印。
“他回来过。”她低声说，像在对自己说。
“回来过。”建设说，“谷雨那天。走了半条命，从城西走来的。说闻着栀子花香，就跟着香味走，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拉了一朵花，说五十年了，手还记得。拉完，走了。说再也不会来了，也来不了了。”
陈梅的眼泪掉下来，滴在糖壳上。泪是温的，糖壳是脆的，泪滴上去，就化开一个小洞，像糖壳在哭。
“他走的时候，”她问，“说什么了吗？”
“说，这铺子，得守着。守住了，那些人就都还在。”建设说，“我说，我守着。”
陈梅点点头，擦了擦眼泪。她站起来，看着建设。
“我父亲是上个月走的。”她说，“走得很安详。走之前，他一直在说梦话，说糖，说花，说案板，说锅。说一个叫小满的人，说一个叫老金的人。说栀子花开了，该拉糖了。我们听不懂，以为他糊涂了。现在知道了，他不是糊涂，他是回来了。”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他走的那天，是霜降。早上，他忽然精神了，要坐起来，要我们开窗。我们开了窗，风很大，吹进来，很冷。他说，他闻见栀子花香了。我们说，霜降了，哪来的栀子花。他说，有的，在街尾，开了，很香。然后他就笑了，笑得很开心，像小孩一样。笑完，他闭上眼，就再没睁开。”
建设没说话。他走到灶前，看了看锅。锅是冷的，但灶里还有余温。他加了几根柴，把火生起来，然后舀了水，倒进锅里。
“我给您拉一块糖。”他说。
“谢谢。”陈梅说。
水开了，建设下糖。糖是黄冰糖，在沸水里慢慢化开，变成琥珀色的糖浆。他搅动糖浆，看它从稀变稠，从水变成蜜，从蜜变成胶。火候到了，他舀起一勺，倒在铜板上。
糖液铺开，冒着热气，甜味在铺子里弥漫开来，和屋外的霜气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又冷又暖的香。
建设拿起签子，开始拉糖。
他的手很稳，签子在空中划出细小的弧线，糖丝一缕一缕地拉出来，在空气中凝固，变成一道一道金色的线。他拉得很慢，很仔细，像在写一个字，也像在画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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