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宸的骤然离去,如同抽走了支撑帝国运转最核心的那根主轴。尽管他离去前已做了周密安排,举荐的徐光启、袁可立等人亦是干才,但权力的交接与威望的替代,绝非一纸诏书便能轻易完成。
紫禁城,文渊阁。
此地曾是赵宸运筹帷幄、令行禁止的中枢,如今虽依旧窗明几净,案牍如山,却似乎少了某种无形的、足以慑服一切的意志力。新任首辅徐光启端坐于昔日赵宸的位置上,眉头微蹙,审阅着各地送来的文书。他博学广识,尤精历法、农政、火器,为人清正,是坚定的新政支持者。然而,与赵宸那种近乎冷酷的决断力和对官僚体系如臂使指的掌控力相比,他更像一位严谨的学者,习惯于在规则内解决问题。
“元辅(对首辅的尊称),”吏部尚书拿着一份名单,面带难色,“这是南京礼部、都察院几位官员联名举荐的……希望朝廷能重新考量对钱士升、史继偕等人的处置,称其虽有罪责,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恳请陛下念其旧劳,予以宽宥,准其致仕还乡。”
徐光启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眉心。钱、史一案,是赵宸离去前以铁腕定下的铁案,本意在于立威,震慑宵小。如今人走不过数月,求情的声音便已响起。这背后,显然是江南某些与旧党关系密切的势力在试探,试探新内阁的底线,试探皇帝的态度。
“此事……容后再议。”徐光启最终选择了暂缓处置。他并非软弱,而是深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自身权威尚未完全建立时,贸然推翻前任定下的重要案件,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动摇新政根基。
几乎同时,户部也遇到了麻烦。一位负责督察南直隶税赋的给事中上疏,弹劾松江府知府在推行“均田税”清丈过程中“行事操切,纵容胥吏,滋扰乡里,致民怨沸腾”。言辞激烈,并要求朝廷派员彻查,暂停该府清丈事宜。
这弹劾看似针对地方官员,实则矛头直指“均田税”本身。徐光启与袁可立都清楚,松江府是江南赋税重地,也是士绅力量最为雄厚的区域之一,此案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江南士林的集体反弹,甚至波及漕运。
“此事需谨慎,”袁可立对徐光启道,“松江知府是实干之臣,清丈或有急切处,但绝无纵容之事。此乃有人借题发挥,意在阻挠新政。”
徐光启点头,他何尝不知?但如何应对,却需斟酌。若如赵宸那般以强硬手段直接压下,恐授人以“堵塞言路”之口实;若派员调查,又恐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延误清丈大局。
最终,内阁议定,由都察院选派素有清望、立场相对中立的御史前往核查,“务求公允,速查速决”。这虽是不偏不倚的处置,却也透出新内阁在面对挑衅时,少了那份一锤定音的霸气与果决。
类似的试探与摩擦,在各部衙、在地方,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冒出。以往被赵宸强力压制下去的旧党残余势力,如同冬眠苏醒的蛇,开始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利用言路、利用程序、利用地域关系,对新政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抵制与蚕食。
而在远离京城漩涡的江南,赵宸的宅院也并非世外桃源。
这一日,一位身着寻常商贾服饰,眼神却异常精亮的中年男子,被引至书房。他并未通报姓名,只呈上一封没有落款的密信。
赵宸拆开,信上只有寥寥数语,汇报的正是朝中关于钱士升案求情以及松江府被弹劾之事。笔迹他认得,是仍在京中某要害部门任职的一位旧部门生。
“知道了。”赵宸看完,将信纸就着烛火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对那商人打扮的信使淡淡道,“告诉那边,谨守本职,勿要多事。”
信使躬身领命,悄然而退。
赵宸走到窗前,庭院中月色如水,竹影婆娑。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那轮明月,心中并无多少波澜。这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
他离去留下的权力真空,必然会被各方势力争相填补。新旧矛盾的再次激化,不过是时间问题。徐光启等人能力足够,但缺乏足够的时间与威望来彻底消化他留下的庞大政治遗产,更缺乏应对那种盘根错节、无所不用其极的旧式官僚斗争的经验与狠辣。
“考验,才刚刚开始。”他低声自语。
帝国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因他的离去而泛起的涟漪,正悄然扩大,逐渐演变为一股股潜藏的暗流,冲击着那由他亲手搭建起来的新政堤坝。
这堤坝能坚守多久?那远在京城,沉溺于西苑享乐的皇帝,又可曾察觉到这朝堂之上,已然开始涌动的微妙变化?
江南的夜,静谧依旧。但赵宸知道,这静谧,或许维持不了太久了。那由他开启的时代巨轮,在失去了最初的掌舵者后,其航向,已充满了未知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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