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从内部的分崩离析，如同一座被蛀空的巨厦，外表看似依旧耸立，内里却已传来不堪重负的呻吟。但姜芷晴深知，要让这大厦彻底崩塌，化作一堆再也无法重建的瓦砾，还需要抽掉最关键的那几根“承重梁”。
这些“承重梁”，就是沈家硕果仅存、且深谙家族所有隐秘的几位核心元老。他们或许早已退居二线，或许表面上与家族罪行划清了界限，但他们的名字，依然在那些最隐秘的账册、最关键的协议、以及某些只有口耳相传的家族秘密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找到他们，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这些大半生与沈家荣辱与共、手上未必干净、且深知背叛家族后果的老人，心甘情愿地……反戈一击。
姜芷晴选择的目标，非常精准。
第一目标：沈明远，七十六岁，沈家“文”字辈仅存的长者。
他是沈渊的堂兄，早年留学欧洲，精通多国语言和法律，沈家国际化扩张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官”和“法律盾牌”。家族鼎盛时，他是沈氏集团首席法律顾问，所有重大的跨国合同、并购协议、乃至一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特殊安排”，都经由他手或由其最终审核。
沈家倒台后，他以“年事已高、早已退休”为由，深居简出，住在苏州老城区一处不起眼但安保严密的院落里，每日养花弄草，练字品茶，仿佛与世无争。
表面上，他似乎是最难攻破的堡垒——德高望重，无直接犯罪证据，生活低调，且对家族感情深厚。
但姜芷晴从浩如烟海的沈家资料中，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破绽：沈明远的独子沈哲，十年前因卷入一桩国际艺术品走私案，在英国被捕。当时，正是沈明远动用了家族在海外的一切资源，甚至可能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将儿子“捞”了出来，并秘密送往新西兰隐居，改名换姓。
一个父亲，尤其是一个为家族奉献一生、却无法保护自己独子的父亲，他的内心深处，对家族真的毫无怨言吗？
姜芷晴没有直接接触沈明远。她先联系了在新西兰的沈哲——通过维拉纽瓦家族在当地的隐秘关系。
沈哲的生活并不如意。虽然衣食无忧，但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且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旧案牵连的恐惧，让他常年处于焦虑和抑郁中。当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暗示，可以帮他彻底解决当年的案子，甚至让他恢复真实身份、自由生活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合作条件：说服他的父亲。
一周后，沈明远收到了一封来自新西兰的“家书”。信是儿子亲笔所写，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状的痛苦、对未来的绝望，以及对当年父亲“为了家族牺牲他”的隐晦抱怨。信的末尾，沈哲写道：“爸，家族给了我们很多，但也夺走了我们更多。如今家族已倒，我们还要为它陪葬吗？有人给了我一个机会，也给您一个机会。一个让我们父子都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随信附上的，还有一份法律意见书的草案——如果沈明远愿意配合提供某些关键信息，他的儿子当年案件可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重新审视，甚至撤销；而沈明远本人，鉴于其年龄和“配合调查”的态度，可以争取到免于起诉或缓刑。
沈明远握着信和草案，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亮时，他拨通了一个加密号码——那是姜芷晴通过沈哲转交给他的。
“姜女士，”老人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你要什么？”
“真相，和句号。”姜芷晴的声音平静，“沈家需要给所有被它伤害过的人，一个彻底的交代。而您，可以亲手画上这个句号，同时，给您和您的儿子，一条生路。”
沉默良久。
“我……需要时间考虑。”
“您有三天。”
第三天傍晚，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接走了沈明远。他没有去公安局，而是被带到了“天空之镜”总部一间绝对隔音的会客室。
面对姜芷晴和两位记录员（其中一位是最高检的特派人员），沈明远拿出了三本泛黄的皮质笔记本。
“这是我从1978年到2015年，经手或知悉的，沈家所有重大跨境交易、‘特殊费用’支付、以及部分……涉及公职人员往来的记录摘要。”老人的手微微颤抖，但语气坚决，“原件或复印件，大部分应该还能找到。有些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有些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存档，钥匙和密码……在这里。”
他推过一张写满了复杂字符和数字的纸条。
“另外，”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姜芷晴，“沈家在海外的，不止那些钱和产业。还有……‘关系’。一些非常深、非常隐秘，甚至沈渊可能都不完全清楚的关系。主要在欧洲和北美，涉及……情报圈子，和一些跨国灰色组织。这些‘关系’，是沈家能在某些领域通行无阻的底牌，也是最大的隐患。名单和联系渠道，在我脑子里。我可以写出来，但需要绝对的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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