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吹得更急了，带着雨前特有的土腥味。院子里那两盏电灯在风中摇晃，光线忽明忽暗，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明灭不定。
李建国站在院子中央，文件袋已经收好，重新揣回怀里。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缓缓转身，目光如刀锋般扫过院里每一个人。
那一张张脸，此刻在他眼中如此清晰——有羞愧低头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冷眼旁观的，也有欲言又止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有些事，今天必须说明白。”
他往前走了一步，走到灯光最亮的地方。
“我李建国，今年二十岁。父亲牺牲那年，我十六，妹妹八岁。”他说得很慢，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院里人都知道，那会儿我们兄妹俩差点没熬过去。”
院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火车的汽笛声。
“我病得下不了床，妹妹饿得直哭。”李建国继续说着，“那时候，院里三位管事大爷来看过我一次，说了几句‘要坚强’的话，就走了。再没来过。”
易忠海脸色一白，刘海中低下头，闫富贵缩了缩脖子。
“那时候，”李建国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寒意，“每天傍晚，前院张大娘会悄悄过来，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塞给我妹妹。她说：‘岚韵，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哥哥。’”
坐在西侧的张大娘浑身一颤，老泪顺着满脸皱纹淌下来。
“后院黄大婶，”李建国看向另一个方向，“每天早晨，会端着一小碗咸菜过来。咸菜不多，就几根，但她每次都仔细洗过，切成细细的丝，淋上几滴香油。她说：‘建国啊，有点咸味，饭才能咽下去。’”
黄大婶已经泣不成声，用手死死捂着嘴。
“就靠这半个窝头、几根咸菜，”李建国声音有些发涩，“我和妹妹熬过了最难的那半个月。等我终于能下床了，第一件事就是去街道办，领了父亲的抚恤金，去粮店买了十斤白面。”
他顿了顿，目光如电：“那天晚上，我蒸了一锅白面馒头。第一锅六个，我给张大娘家送了三个，给黄大婶家送了三个。”
院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1955年，白面馒头！那是过年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张大娘不肯要，说太金贵了。”李建国继续说，“我说：大娘，半个窝头救一条命，三个馒头算什么？黄大婶也推辞，我说：婶子，那几根咸菜的恩情，我这辈子忘不了。”
他说完，看向张大娘和黄大婶，深深鞠了一躬。
“张大娘，黄大婶，这份恩情，我李建国记一辈子。”
两个老太太已经哭成泪人，旁边的邻居赶紧递手帕。
李建国直起身，目光陡然转冷：“而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人——”
他目光扫过贾家方向，扫过某些刚才还在窃窃私语的人。
“我也记一辈子。”
这话像冰水，浇在有些人头上。
“现在我日子过好了，有人眼红了。”李建国冷笑，“说我吃肉多，说我穿新衣，说我不该挣这么多钱。可我想问问——”
他往前一步，逼视着贾张氏：“贾大妈，我病得起不来那会儿，您给我家送过一口水吗？”
贾张氏张了张嘴，没出声。
“您不但没送，”李建国声音更冷，“还在院里说风凉话，说我们兄妹俩是‘丧门星’，说我们占着好房子不如早点死了腾地方。这话，我没记错吧？”
贾张氏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这话，她真的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李建国又看向闫富贵：“三大爷，您是老师，有文化。我那会儿病着，您从我家门口过，捂着鼻子绕道走，生怕过了病气。这事，您还记得吗？”
闫富贵恨不得把脸埋进桌子里。
“还有您，二大爷。”李建国看向刘海中，“您那时候在院里说：‘烈士子女国家会管，咱们少掺和。’这话，是您说的吧？”
刘海中肥肉一抖，没敢抬头。
李建国环视全场，声音陡然提高：“所以我现在想问——当初我快饿死的时候，你们在哪？当初我妹妹哭着想爹的时候，你们在哪？当初我们兄妹俩守着空房子、不知道明天怎么过的时候，你们在哪？”
一连三问，问得院里鸦雀无声。
“现在看我日子过好了，你们出来了。”李建国冷笑，“说我生活奢侈，说我带坏风气，说我该把钱交出来。凭什么？”
他往前一步，目光如炬：“我李建国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这人，恩怨分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谁要是想占我便宜，谁要是想趴在我身上吸血——”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门都没有！”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半分转圜余地。
“张大娘，黄大婶，”李建国转向两位老人，“从今年起，每年过年，我给您二老各送十斤白面，五斤猪肉。您二老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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