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几日，王灏云都在翻看卷宗，他想要快点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既然王灏云说了要严恕帮他做事，严恕就没有再避嫌，他开始仔仔细细地梳理整个案情的经过。
的确这个案子的过程看上去并不复杂，至今未能定罪的最大原因是涉案的两大家族势力比较大。
开封府祥符县的高家和李家都是当地有名的望族，他们联络有亲。
高家的老爷高廉已经六十岁了，丧妻未娶，有一个受宠的妾室刘氏。他一生无子，和侄子高秉贤以及侄儿媳妇李氏住在一起。
高秉贤和李氏结婚六年多了，感情不太好，经常吵闹。一日，他们又发生了口角，争执起来，以至于动手。妾室刘氏也一向和李氏不睦，就参与其中。到了晚上，李氏就死了。
高家以李氏中暑发痧，导致暴毙上报官府。李家人去看的时候发现女儿尸身上有伤痕，不像病死，就不同意下葬，执意报官验尸。
县令黄兆蕙推脱生病，一直不肯去验尸。李家当然不肯依，再次呈控县衙。黄兆蕙只得将此事上禀开封知府方士淦，仍然推说有病，由知府委派相邻的陈留知县代为验尸。
因为是六七月的盛夏光景，这样左推右挡一耽搁，到陈留知县验尸时，高李氏的尸体已经腐烂。再加上高、李两家各执一词，针锋相对，陈留知县当即离座，一边禀告上台，一边又将此案移交回祥符县。
李家见此情形，深知事情若不闹大，必然没有申雪之日。于是高李氏之兄李鸿赴臬司衙门呈控。控词中说，李氏尸身右腮颊有掌伤，项下有勒痕三道，两手腕有缚痕，胸前后有血晕，绝非自然死亡。臬司衙门最初并没有给予此案足够的重视，只是按照惯例，又将案件批回开封府。知府方士淦也掉以轻心，随手指派通许县马伯乐审理。
此时的高家老爷见案子闹大，不免又羞又恼、又惊又怕，一时间病重不起，一命呜呼。妾室刘氏出面打点了通许知县，又拖了几个月。
由于李家威胁要进京城告御状，开封知府便组织了祥符、通许、陈留三家知县，对高李氏的尸体进行蒸检。所谓蒸检就是在尸体完全腐坏的情况下，用酒、醋蒸熏骨骼以定死因的验尸方法。
方士淦主持的这次蒸检，得出的结论是“自缢身死”。对此李家不肯认可，李鸿向河南巡抚控诉黄鸣杰。
巡抚命令臬司衙门审理此案。这次另换仵作，再次蒸检，得出来的结论还是一样——自缢身亡。
李家在京城有亲属当御史，将事情直呈御前。皇帝下旨到河南查问此案，巡抚黄鸣杰上书解释全部疑点。
首先，何以高家一开始说发痧而死，而两次蒸检都是自缢？黄鸣杰解释说：是夫妻二人又起口角争执，丈夫将妻子推倒在地，并掌掴其右额及左臂。此时刘氏前来劝架，李氏不服，遂又被刘氏掌掴左额一下。初检中的额、腮、肋骨等处伤痕，就是这样殴打磕跌所致。李氏羞愤不已，次日上灯时分，将绳子系在床档上、身子跪在床沿上上吊自缢。因为惧怕李家追查自缢原因，高家便假报发痧病死，确实没有谋害之事。审官再问刘氏及婢女等人，也都是同样说法。
另外，黄鸣杰还指出两次蒸检，李氏顶心、囟门、脑后及手指、牙齿各骨俱有红色血晕，与《洗冤录》所载自缢身死状相符，耳根骨有顺上红色，尤为缢痕的确实证据。至于头骨、眉骨、肋骨、膝盖骨处的缝隙、红晕、浅黑等异常现象，为轻轻微伤，是当日白天夫妻打架所致，并非致命。
黄鸣杰在奏折中也明确提到，对于两次检验结果，朝中有人的李家仍然不服，强硬表态“不办谋杀不能甘心，不到刑部不能明白，本省仵作总靠不住”等等。
面对目前的僵持情形，黄鸣杰建议：不如请皇上下旨，准许由湖北刚刚调到河南的新任按察使王惟询主审此案，并同意李家的要求，从河北省调取仵作两名，对尸体进行第三次蒸检。
对于黄鸣杰的建议，皇帝全盘照准。
王惟询来到河南，主持的验尸当日，尸骨尚未蒸煮，河北来的仵作何培就报出高李氏囟门等处伤痕明显，实系被掐身死的结论。一时举座大哗，初检、覆检各官并河南仵作等纷纷离座争执。尸场吵成一团，不待检验完毕，众人便气愤而散。
作为主持者的王惟询亦负气而去巡抚衙门，向巡抚黄鸣杰理论。巡抚是本案的主要负责人，若被王惟询翻案成功，他要承担不小的连带责任，因此他坚决站在河南众官员一边，与王惟询当场吵嚷起来。二人各不相让，以致黄鸣杰拍案怒斥，大失封疆重臣的体统。
王惟询本就气郁交加，与顶头上司这样对骂一场，越发觉得孤掌难鸣，又想到高李氏尸骨两经蒸检早已残缺不全，就算河北仵作技术高超，也难办成铁案。
按照王惟询幕友、随从等人的说法，此时的王臬台神情恍惚、行坐不安，如此数日，王惟询终究心障难解，到河南不过一个月，就于衙署自缢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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