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刚过，户部的卷宗就堆成了山。各地解来的税银账册上，密密麻麻标注着“逃税户数”，尤其在西北、中原一带，红笔圈出的数字触目惊心。林砚翻到陕西布政使的奏报时，指尖停在“延安府逃税三千户”上，纸页因反复摩挲起了毛边。
“沈砚，把全国的户籍册和田产册都搬来。”林砚的声音带着股不易察觉的沉郁。他想起修河时遇到的李四，一家五口人，只有两亩薄田，却要按五口人缴人头税，每年秋收刚过，就得卖口粮补税银，不然就得出逃躲税。那时他只当是个案，如今看来，这竟是天下穷户的通病。
沈砚抱着十几册厚重的账册进来，额头上渗着汗：“林侍郎，这是近三年的户籍和田产记录，光汇总就花了三个月。”他指着册子里的朱红印章，“每本都经州县官和户部主事双签，错不了。”
林砚把户籍册和田产册并排铺开，像在比对两张细密的网。左边户籍册上，“张家庄”登记着三十户，共一百五十口人；右边田产册上，这三十户名下的田加起来才两百亩，其中二十户只有不到五亩地。而邻村的“李员外”，户籍册上只写着四口人，田产册上却记着“良田千亩”。
“你看这税银数。”林砚用红笔在两册上各画了道线。张家庄一百五十口人，按人头税缴了三十两；李员外四口人，缴了二十两。他把算盘往桌上一放，噼啪打得震天响：“一百五十人，两百亩田，缴三十两；四口人，千亩田，缴二十两。这税，缴得公平吗？”
沈砚盯着算盘上的数字，半晌才喃喃道：“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他想起自家老家，也是五口人守着三亩地，每年缴完税，就得靠父亲去镇上打零工才能过冬，“难怪穷户要逃税，实在是缴不起啊。”
正说着，陕西布政使派来的信使闯进值房，手里举着份加急文书，脸色惨白：“林侍郎，延安府出乱子了！三百多户逃税的百姓聚在府衙前，说‘要么免人头税，要么就抗税’，知府大人快压不住了！”
林砚展开文书，上面的字迹潦草急促，显然是仓促写就。里面说，有户姓王的人家，男人为了躲税跑到山里挖煤，被砸死在矿洞里，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去府衙哭告，结果被当成“抗税刁民”打了板子，这才激起了民愤。
“民愤不是一天攒的。”林砚捏着文书的手指泛白，“就像粮仓发霉，不是一天潮的，是天天潮，月月潮，最后总得烂透了才让人看见。”他忽然想起周延说的“户部的事如种庄稼”，这人头税就像种错了地方的苗，把肥都给了杂草，好苗反倒活活饿死。
他让信使带信回延安府：“暂缓催税，我这就拟折奏请陛下，定给百姓一个公道。”信使刚走，他就铺开宣纸，提笔写下“税改议”三个大字，笔锋凌厉，像要劈开积弊已久的沉疴。
“税改议”里，林砚先列了人头税的三大弊：其一，“人多田少者税重，人少田多者税轻”，不公；其二，“穷户为逃税流亡，田荒民散”，伤民；其三，“税银因逃税逐年减，国库反亏”，损国。每一条都附了具体的州县案例，张家庄的税银数、王姓人家的惨事，都写得清清楚楚。
写完弊端，他又写下“改税之法”：按财产缴税。有田有房者，田多房多就多缴，田少房少就少缴；无田无房的赤贫户，可免缴。他特意注明：“田十亩以下、房一间以下者，税减三成；田百亩以上、房十间以上者，税增五成。”
“这法子能行吗？”沈砚看着“增五成”那几个字，有些发怵，“富户们能答应？他们在朝堂上都有靠山，怕是会拼死反对。”
林砚把写好的“税改议”通读一遍，墨迹未干的字里行间，仿佛能看见李四憨厚的脸，看见王姓女人的眼泪，看见无数穷户在田埂上奔波的身影。“行不行，都得试。”他把奏折不妥帖，“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再不改，就不是逃税的事，是要出大乱子了。”
傍晚时分，林砚带着奏折进宫。路过国子监时，看见几个学子正在争论“苛政猛于虎”，其中一个穿青布衫的少年说：“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则民怨，民怨则国乱。”这话像根针，刺得他心里发疼——连学子都懂的道理，朝廷却执迷不悟了这么多年。
皇帝正在御花园看秋收的奏折，见林砚捧着奏折进来，笑着打趣：“林侍郎这阵子总跟粮仓较劲，今日怎么想起递新折子？”
林砚把奏折呈上，声音沉稳：“陛下，粮仓的粮要防潮，天下的税要防不公。如今人头税积弊太深，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把延安府的乱子和张家庄、李员外的税银对比说了一遍，最后道，“臣请按财产缴税，让富户多缴，穷户少缴，如此才能安民心、足国库。”
皇帝翻着奏折，眉头渐渐锁紧。他想起去年南巡时，见富户们良田连片，穷户们却在路边乞讨，当时只当是“贫富天定”，如今看来，这税银制度怕是真的出了问题。“你这法子，会不会得罪天下富户？”他最担心的是朝堂动荡，富户多与官员勾结，真要改税，怕是会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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