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所城西门的教堂尖顶早没了当年的光鲜,铜十字架上落满乌粪,墙缝里钻出的野蓟,爬上了十字架的横臂与竖梁交汇处,把“上帝爱人”的刻字遮去了大半。柯林斯医生站在教堂后院的仓库里,手指抚过那台德国产的显微镜。镜筒上似乎还留着他大儿子的气息,1919年,十六岁的汤姆跟着他跨太平洋来华时,趴在这镜子前数过疟原虫的环状体。如今镜片蒙了灰,像块被遗弃的琥珀。
“柯牧师,最后一批教民今早走了。”教堂杂工老周捧着个蓝布包裹进来,声音哑得像破风箱,“张寡妇家的小子去当红军了,说要‘打倒洋教’;王裁缝的媳妇说,家里揭不开锅,供不起每月五块大洋的教堂捐。”
柯林斯摸了摸挂在墙角的脚踏风琴,他的妻子,十年前因肺痨死在这架琴前,临终前还说“等春天,我们要在院子里种满月季”。
仓库角落堆着半箱奎宁,玻璃药瓶上的标签被虫蛀得残缺。“这是最后二十瓶抗疟药。”老周叹口气。
听说了柯林斯要回国的消息,傅鉴飞过来送他。
“柯医生,听说您要走?”傅鉴飞掀开门帘进来,药香混着他身上的艾草味扑面而来。
柯林斯点头。三个月前,苏维埃政府的告示就贴在教堂门口,红纸上印着“一切外国宗教活动须向苏维埃登记”,落款盖着鲜红的镰刀锤子。两个戴八角帽的干部来过,说“教会财产属于帝国主义,限期移交政府”。他看着墙上玛莎的照片,最终把登记表格撕成了碎片。
“这台显微镜,您留着吧。”柯林斯的目光落在显微镜上,“济仁堂的娃们总说,要是能看看病菌长啥样,抓药就能更准些。”
傅鉴飞愣住。他知道这个显微镜是柯林斯他用三个月薪水从上海洋行买的,玛莎总笑他“比给教堂买风琴还舍得”。可此刻,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县立小学,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指着他的听诊器问:“洋大夫,这铁管子能听见我心里的虫吗?”
“不,傅鉴飞。”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这镜子,该给能看懂它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月,柯林斯像只衰老的蜗牛,慢慢收拾着行囊。他把教堂储藏室的药品清单重新誊写了一遍:盘尼西林二十支、阿司匹林五百片、磺胺嘧啶十瓶,还有半箱紫药水。他特意攥着老周的手腕,一字一顿地叮嘱:“老周啊,教堂的门可得锁紧了。这乱世里,别让火星子溅上去烧了圣堂;院儿里也甭堆杂物,更不许放牛——上帝在天上瞧着呢,咱得护着这方净地。”
临行的前一夜,柯林斯让老周五抱着那个小药柜,敲开了济仁堂的门。傅鉴飞正在捣制枇杷膏,石臼里飘着蜜香。“您这是……”看见他怀里的药柜,傅鉴飞问。
“这柜子,我送你。”柯林斯把钥匙塞进傅鉴飞手里,“还有这些药——奎宁留给发烧的孩子,磺胺给砍柴时划伤的人。”
傅鉴飞的手直抖,药杵“咚”地掉在柜面上:“柯医生,这怎么使得?您留着,回美国还能……”
“回美国?”柯林斯笑了,眼角的皱纹里泛着水光,“我在武平待了十八年,玛莎埋在这里,汤姆去年在江西打仗……没了。”他掏出张泛黄的照片,是1925年和汤姆在教堂前的合影,男孩穿着中式短褂,手里举着个纸糊的风筝。
照片背面写着:“愿这风,能吹到武平的每个角落。”
第二天清晨,教堂的钟没响。傅鉴飞送柯林斯到了码头,两人望着江面上漂浮的晨雾,紧紧相抱,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有些东西走了,有些东西却像这药香,渗进了泥土,扎下了根。
柯林斯离开了,傅鉴飞在武所又少了一个朋友,倍感落寞。济仁堂药铺里,端坐堂中的傅鉴飞正专注地搓着手中一丸药,指尖染着深褐药渍。他的动作一丝不乱,眼角的细纹和鬓边的几缕霜白,却比往年深了、多了。柜台上,一把黄铜小秤,秤杆光亮,秤盘里残余着一点草屑,在这昏沉光线里,也显出几分不合时宜的清晰。
门外石板路湿滑反着幽亮,行人稀疏,步履匆忙,似被这深秋寒意催促着。墙根背风的角落,几个缩着脖子的老汉凑在一起,声音压得极低,破碎的词句在冷风中断断续续飘进店里:“……‘红带子’……怕是又要挪窝了……”“听说了,昨儿夜里,北边山口那边有动静……”“这才几天安稳气儿?钟阎王的探子怕是早闻着腥了……”
“啪嗒”,傅鉴飞手中那粒搓好的乌黑药丸落在白瓷小碟里,发出一声清脆声响,打断了他凝神细听的姿态。他微微抬了抬眼,视线掠过店门投向外面阴郁灰蒙的天空,那云层厚且沉,压得人心头也跟着发闷。他眉峰几不可察地蹙拢了一瞬,随即又归于平静,只伸出指腹,将那粒滚圆的药丸轻轻按稳在碟心。风似乎又紧了些,卷起街角几片枯叶,打着旋儿撞在药铺的门板上,“噗”地一声轻响,仿佛某种不祥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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