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表面的变化与内在的角力中缓缓流逝。转眼,善辉已能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武所县城也确实有了些新模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由前清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制)的校舍进行了粉刷,开始增设国文(白话文比例增加)、算术、自然等新课程,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似乎比过去更响亮一些。街上,留着短发、穿着改良学生装或中山装的年轻人明显多了起来,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警备队的皮靴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声音,也成了日常的一部分。
然而,更大的惊雷在民国二年(1913年)夏天炸响。
“二次革命”爆发了!袁世凯已是革命党的公敌。
上海、南京等地的讨袁(世凯)声浪,伴随着电报和零星传入的报纸,也传到了偏远的武所。福建都督孙道仁态度暧昧,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宣布拥护中央,并开始清洗省内同情国民党的力量。新任福建都督李厚基(北洋系)更是雷厉风行,派出北洋军入闽,镇压异己。一时间,福建各地风声鹤唳。
七月的蝉鸣裹着暑气撞进武所,傅鉴飞捏着刚买的《申报》站在十字街口,油墨未干的铅字突然刺得他眼眶发酸。头版右下角那则短讯像块烧红的炭——闽地英烈肖其章就义案终判,烈士亭将立于乌石山,旁边还配了张模糊的照片,是他前几年在武所认识的青年:青衫沾着墨香,眉峰挑着星子,正伏在案前抄《民报》。那时他才二十二岁,眉骨还带着少年人的锐气,怎么就成了报纸上事泄被捕的烈士?
一声,报纸坠地。他弯腰去捡,指节却在发抖。可谁能想到,那个总把舍我其谁挂在嘴边的青年,竟会在福州屏山的暗夜里,独自面对枪口?他想起肖其章最后一次通信里写的:阿妹说要等我带樱花回来,可这乱世里,连活着都是奢侈。
风掀起衣角,他摸出怀表——是肖其章走前硬塞给他的,表盖内侧刻着共赴共和。远处传来报童的吆喝:号外!孙中山先生为武平烈士亭题至大至刚
乌石山的方向飘来几缕纸灰,许是哪个孩子折了纸船。傅鉴飞望着天际翻涌的积雨云,忽然懂了肖其章说的——不是活着,是在最暗的夜里,偏要把火种攥成星火;是在最险的崖边,偏要把热血熬成药引。
傅鉴飞捡起地上的报纸,小心折好收进怀里。他知道,从今天起,这方薄纸不再是新闻,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二十岁的生命如何燃烧成炬,照见他们这代人该走的路,还长着呢。
武平这个新政权根基尚浅的小县,顿时成了漩涡中的一叶扁舟。风声传来:省里要严查各地与“乱党”(即国民党)有牵连的士绅和地方势力,尤其是那些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表现活跃的新派人物!
一天傍晚,桂生脸色煞白地跑回药铺,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揉皱的传单。“师父!不好了!赵明……赵明先生被通缉了!还有……还有城东的林先生、学堂的几位教员……都说他们……他们是乱党!”桂生的声音带着哭腔和难以置信的愤怒。赵明是他的偶像,是带他看到新世界窗口的人。
傅鉴飞的心猛地一沉,一把夺过传单。那是县公署张贴的通缉告示抄件,上面赫然列着几个名字,赵明排在最前面,罪名是“勾结乱党,图谋不轨,煽惑地方”。告示措辞严厉,要求知情者举报,隐瞒者同罪。
“怎么会……?”董婉清闻声出来,惊得捂住了嘴。林蕴芝抱着善辉,也担忧地看着丈夫。赵明在城里组织过演讲,宣传过共和思想,但“勾结乱党”、“图谋不轨”这样的罪名,未免太过骇人。
“师父!”桂生激动地抓住傅鉴飞的胳膊,“赵先生是革命功臣啊!武所光复,他立了大功!是李知事重用的人!怎么能说抓就抓,说通缉就通缉?这……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住口!”傅鉴飞厉声喝止,迅速看了一眼门外,压低声音,“祸从口出!你懂什么?如今省城换了天!孙都督倒台,李厚基带着北洋军来了!‘革命’、‘共和’也得看是谁说了算!赵明他们……怕是成了上面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或是有人借机排除异己……”他想起议会里赵明等人与丘瀚文等旧士绅的激烈对抗,以及在推行某些新政时对丘家利益的触动,心中了然。这份通缉名单,未必全是李厚基的意思,恐怕也夹杂了地方旧势力反扑的暗箭。
果然,接下来的日子,武所县城陷入了短暂的混乱。警备队明显加强了巡逻和盘查,气氛肃杀。被通缉的几人早已闻风隐匿,不知所踪。一些平日里与赵明等人走得近的商贩、学生也被叫去问话。往日那些在街头宣传新思想的年轻人不见了踪影,议会的会议也因人心惶惶而暂停。
丘瀚文等旧派士绅,此刻却显得异常沉稳。他们并未公开庆祝,但言行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早知如此”的从容。丘家名下的商铺照常营业,田庄里的佃农依旧按时交租。仿佛那场轰轰烈烈的光复和随后几年的喧闹,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偏离,现在,秩序正由他们熟悉的方式悄然回归。傅鉴飞甚至在一次出诊路过丘府时,看到几位北洋军装束的军官被丘瀚文客气地迎入府中。这一幕让他心头笼罩上更深的阴影。权力的游戏,远比药石的对症更为复杂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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