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表面的变化与内在的角力中缓缓流逝。转眼，善辉已能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武所县城也确实有了些新模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由前清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制）的校舍进行了粉刷，开始增设国文（白话文比例增加）、算术、自然等新课程，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似乎比过去更响亮一些。街上，留着短发、穿着改良学生装或中山装的年轻人明显多了起来，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警备队的皮靴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声音，也成了日常的一部分。
然而，更大的惊雷在民国二年（1913年）夏天炸响。
“二次革命”爆发了！袁世凯已是革命党的公敌。
上海、南京等地的讨袁（世凯）声浪，伴随着电报和零星传入的报纸，也传到了偏远的武所。福建都督孙道仁态度暧昧，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宣布拥护中央，并开始清洗省内同情国民党的力量。新任福建都督李厚基（北洋系）更是雷厉风行，派出北洋军入闽，镇压异己。一时间，福建各地风声鹤唳。
七月的蝉鸣裹着暑气撞进武所，傅鉴飞捏着刚买的《申报》站在十字街口，油墨未干的铅字突然刺得他眼眶发酸。头版右下角那则短讯像块烧红的炭——闽地英烈肖其章就义案终判，烈士亭将立于乌石山，旁边还配了张模糊的照片，是他前几年在武所认识的青年：青衫沾着墨香，眉峰挑着星子，正伏在案前抄《民报》。那时他才二十二岁，眉骨还带着少年人的锐气，怎么就成了报纸上事泄被捕的烈士？
一声，报纸坠地。他弯腰去捡，指节却在发抖。可谁能想到，那个总把舍我其谁挂在嘴边的青年，竟会在福州屏山的暗夜里，独自面对枪口？他想起肖其章最后一次通信里写的：阿妹说要等我带樱花回来，可这乱世里，连活着都是奢侈。
风掀起衣角，他摸出怀表——是肖其章走前硬塞给他的，表盖内侧刻着共赴共和。远处传来报童的吆喝：号外！孙中山先生为武平烈士亭题至大至刚
乌石山的方向飘来几缕纸灰，许是哪个孩子折了纸船。傅鉴飞望着天际翻涌的积雨云，忽然懂了肖其章说的——不是活着，是在最暗的夜里，偏要把火种攥成星火；是在最险的崖边，偏要把热血熬成药引。
傅鉴飞捡起地上的报纸，小心折好收进怀里。他知道，从今天起，这方薄纸不再是新闻，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二十岁的生命如何燃烧成炬，照见他们这代人该走的路，还长着呢。
武平这个新政权根基尚浅的小县，顿时成了漩涡中的一叶扁舟。风声传来：省里要严查各地与“乱党”（即国民党）有牵连的士绅和地方势力，尤其是那些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表现活跃的新派人物！
一天傍晚，桂生脸色煞白地跑回药铺，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揉皱的传单。“师父！不好了！赵明……赵明先生被通缉了！还有……还有城东的林先生、学堂的几位教员……都说他们……他们是乱党！”桂生的声音带着哭腔和难以置信的愤怒。赵明是他的偶像，是带他看到新世界窗口的人。
傅鉴飞的心猛地一沉，一把夺过传单。那是县公署张贴的通缉告示抄件，上面赫然列着几个名字，赵明排在最前面，罪名是“勾结乱党，图谋不轨，煽惑地方”。告示措辞严厉，要求知情者举报，隐瞒者同罪。
“怎么会……？”董婉清闻声出来，惊得捂住了嘴。林蕴芝抱着善辉，也担忧地看着丈夫。赵明在城里组织过演讲，宣传过共和思想，但“勾结乱党”、“图谋不轨”这样的罪名，未免太过骇人。
“师父！”桂生激动地抓住傅鉴飞的胳膊，“赵先生是革命功臣啊！武所光复，他立了大功！是李知事重用的人！怎么能说抓就抓，说通缉就通缉？这……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住口！”傅鉴飞厉声喝止，迅速看了一眼门外，压低声音，“祸从口出！你懂什么？如今省城换了天！孙都督倒台，李厚基带着北洋军来了！‘革命’、‘共和’也得看是谁说了算！赵明他们……怕是成了上面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或是有人借机排除异己……”他想起议会里赵明等人与丘瀚文等旧士绅的激烈对抗，以及在推行某些新政时对丘家利益的触动，心中了然。这份通缉名单，未必全是李厚基的意思，恐怕也夹杂了地方旧势力反扑的暗箭。
果然，接下来的日子，武所县城陷入了短暂的混乱。警备队明显加强了巡逻和盘查，气氛肃杀。被通缉的几人早已闻风隐匿，不知所踪。一些平日里与赵明等人走得近的商贩、学生也被叫去问话。往日那些在街头宣传新思想的年轻人不见了踪影，议会的会议也因人心惶惶而暂停。
丘瀚文等旧派士绅，此刻却显得异常沉稳。他们并未公开庆祝，但言行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早知如此”的从容。丘家名下的商铺照常营业，田庄里的佃农依旧按时交租。仿佛那场轰轰烈烈的光复和随后几年的喧闹，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偏离，现在，秩序正由他们熟悉的方式悄然回归。傅鉴飞甚至在一次出诊路过丘府时，看到几位北洋军装束的军官被丘瀚文客气地迎入府中。这一幕让他心头笼罩上更深的阴影。权力的游戏，远比药石的对症更为复杂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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