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片刻，语气郑重：“‘7.26’案死了十三名中国公民。我们用了二十三个月，把凶手送上了刑场。但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份代价转化为制度，那么这二十三个月的工作，就只完成了一半。”
会议室里，二十二个人同时点头。
“现在，”杨洛站起身，“我宣布，‘7.26’专案组，解散。”
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大家安静地收拾文件，握手，道别。
刘建国和杨洛握了握手：“杨局，下次见面，应该是在澜湾县的联合巡逻启动仪式上了。”
“期待那天。”杨洛说。
陆振华走过来：“谈判文本第四稿，您签批后，我今天就发外交渠道。下月初的第三轮磋商，您亲自去吗？”
“去。”杨洛说，“公安部领导已经确定，由部分管国际合作的高副部长带队，我作为禁毒局代表随行。这是从专案转向机制的关键一步，必须到场。”
二、午后的跨部委会议
下午两点半，公安部大楼九层大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能容纳六十人，今天坐了三十多个。长条会议桌两侧，摆着各部门的名牌：公安部、外交部、国防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杨洛坐在公安部区域，身边是陆振华和高副部长——一位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老公安，分管国际合作和边境管理。
两点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他开门见山：“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审议《沧澜江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方案（草案）》。请公安部先介绍情况。”
高副部长朝杨洛示意。
杨洛打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一份结构清晰的PPT。第一页标题：“从‘7.26’专案到常态化执法合作——构建沧澜江流域安全屏障的路径设计”。
“各位领导，”杨洛的声音平稳有力，“‘7.26’案件发生后，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彻查案件、严惩凶手，并举一反三，构建长效机制’。过去二十三个月，专案组在前半句上做了工作；今天提交审议的方案，旨在落实后半句。”
他切换PPT，出现一张流域地图。
“沧澜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全长4880公里，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之一。长期以来，该流域面临三大安全挑战：第一，毒品走私；第二，武装犯罪；第三，人口贩卖。‘7.26’案件集中暴露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外交部亚洲司的副司长点头：“我们在与缅、老、泰三国外交磋商中，对方也承认流域安全问题已经影响到区域稳定和经济发展。泰方特别提到，旅游业因为安全问题受到了冲击。”
“所以，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杨洛继续，“我们的方案设计，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尊重主权，平等协商；第二，聚焦执法，不涉政治；第三，务实可行，循序渐进。”
PPT翻到核心部分：“机制建设分三步走。第一步，签署《四方联合声明》，建立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联合指挥部三级架构。第二步，开展常态化联合巡逻执法，每季度一次，逐步增加频次。第三步，拓展合作领域，从禁毒、反恐向打击电信诈骗、偷渡、走私等多领域延伸。”
国防部的一位大校举手提问：“联合巡逻中，军方角色是什么？”
“根据方案，”杨洛回答，“中方参与力量以公安边防、水警为主。军方提供情报支持和应急保障，但不直接参与一线执法。这是为了凸显合作的‘民事执法’性质，避免给外界‘军事化’的误解。”
交通运输部的代表问：“巡逻船只的航行规则、靠泊权限、补给安排，这些细节方案里有了吗？”
“有了附件三。”陆振华接过话头，“我们与海事局、边防管理局已经磋商了三个月，拟定了《联合巡逻执法船只航行与后勤保障暂行规定》。核心是‘对等原则’——中方船只进入他国水域时遵守他国法律，他国船只进入中方水域时遵守中国法律。”
海关总署的代表关心毒品查缉：“联合巡逻中的查缉行动，查获的毒品和涉案财物，如何处理？”
“按照《联合国禁毒公约》和四方即将签署的协议，”周涛回答，“毒品就地销毁，过程录像存档。涉案财物，属于犯罪工具的没收，属于犯罪所得的，通过司法程序追缴后，可按比例返还给提供线索或协助侦查的一方。具体细则在协议草案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出程序问题：“跨境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引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对方国家要求‘死刑不引渡’，我们如何应对？”
陈默早有准备：“目前中国与缅、老、泰三国都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7.26’案的引渡实践已经证明，只要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合规，引渡是可行的。关于‘死刑不引渡’，我们在谈判中坚持‘个案协商’原则，同时明确：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中方保留依法判处死刑的权力。实际上，泰方已经表示，对于像塔昆这样的重犯，他们理解并尊重中方的司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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