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肝癌者，隐于古籍，无名而有实。《难经》名“肥气”，左胁覆杯；《灵枢》载其状，肝脉微急。后世归诸“积聚”“症瘕”，兼见“黄疸”“胁痛”“臌胀”之形，其名虽异，其理则一。
观其证候，初则胁下隐痛，或刺或胀，痛有定处；继则肿块渐生，质硬不移，盘牢固结。湿热熏蒸则黄疸鲜明，湿浊壅盛则黄疸晦暗。后期正气耗竭，消瘦乏力，饮食不为肌肤，终至臌胀腹水，喘促难卧。
探其病因，《医宗必读》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禀赋不足、劳倦过度、情志所伤，致肝脾肾功能失调。肝失疏泄则气滞痰凝，脾失健运则湿浊内生，肾阴不足则水不涵木，肾阳亏虚则水湿泛滥。痰瘀热毒，四者胶结，日久成积。潘敏求明“瘀、毒、虚”之病机，周仲英指“癌毒”为患，皆为精要。
论治之法，遵《素问》“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循景岳“攻、消、散、补”四法，依《证治准绳》分初、中、末三期。郑玉玲“三辨一合”，辨病性、病位、病期；周仲英重癌毒清除，辅以扶正。
具体治则，潘敏求创“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肝复乐方效着。气滞血瘀者，血府逐瘀汤主之；湿热内蕴者，半枝莲、蛇舌草佐之；脾肾阳虚者，补中益气合真武汤；阴虚火旺者，一贯煎加鳖甲、知母。仲景泽漆汤，祛痰散结，可治胸水。
尤当谨记《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健脾用黄芪、人参、白术；疏肝取柴胡、香附、郁金；化瘀择桃仁、丹参、牡蛎；解毒选蒲公英、连翘、金荞麦。攻邪不伤正，扶正以祛邪。
总之，肝癌之治，首重辨证，次明病机。以“瘀、毒、虚”为纲，以“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为目。或攻或补，随证而变。审证求因，论治精准，方能扶危救厄，延彼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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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肝癌这个病，在古代中医典籍里没有统一的名称，但它的症状和表现，早就有记载了。《难经》称它为“肥气”，描述为在左胁下，像倒扣的杯子一样；《灵枢》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肝脉出现微急的脉象，就会生这种病。后来的医家，又把它归到“积聚”“症瘕”“黄疸”“胁痛”“臌胀”等类别里，名称虽然不同，但病理是一样的。
看它的症状，初期是胁下隐隐作痛，或者像针刺，或者像胀痛，疼痛位置固定，这是瘀血停在里面的征兆。接着肿块慢慢长出来，质地坚硬，推不动，盘踞在那里很牢固，这就是症积已经形成了。如果湿热熏蒸，就会引发黄疸，身体和眼睛都发黄，颜色鲜明；或者湿浊太盛，黄疸颜色晦暗，像烟熏过一样。到了后期，正气耗尽，人会变得消瘦无力，吃的东西不能滋养身体，四肢无力，最后发展成臌胀腹水，呼吸困难躺不平，这是病情深重的表现。
探究它的病因，《医宗必读》说得很透彻：“积聚的形成，是因为正气不足，然后邪气才占据身体。”正气亏虚，可能是因为先天体质不好，或者劳累过度，或者被情绪所伤，导致肝、脾、肾功能失调。肝失去疏泄功能，气机就会郁滞，津液无法正常运行，聚集成痰；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成瘀血。脾失去健运功能，湿浊就会在体内产生，时间长了化热。肾阴不足，就不能滋养肝脏；肾阳亏虚，水湿就会泛滥。痰、瘀、热、毒这四种邪气相互纠结，时间长了形成积聚，盘踞在肝脏，就成了癌肿。潘敏求教授更明确了“瘀、毒、虚”三个字的病机，周仲英大师直接指出“癌毒”是致病关键，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见解。
治疗的方法，要遵循《素问》中“邪气盛就用泻法，正气虚就用补法”的宗旨，按照张景岳的“攻、消、散、补”四种方法，依据《证治准绳》分为初、中、末三个阶段来治疗。郑玉玲教授提出“三辨一合”，即辨别病性、病位、病期，整体和局部相结合；周仲英大师注重清除癌毒，同时辅助扶正。
具体的治疗原则，潘敏求教授创立了“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的方法，肝复乐这个方剂效果显着。气滞血瘀的，用血府逐瘀汤为主方；湿热内蕴的，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辅助；脾肾阳虚的，用补中益气汤合真武汤；阴虚火旺的，用一贯煎加鳖甲、知母。张仲景的泽漆汤，能祛痰散结、扶正祛邪，可用于肝癌伴有胸水的情况。
尤其要记住《金匮要略》中“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训诫。健脾用黄芪、人参、白术；疏肝用柴胡、香附、郁金；化瘀用桃仁、丹参、牡蛎；解毒用蒲公英、连翘、金荞麦。攻邪的时候不要损伤正气，扶正来帮助祛邪。
总之，治疗肝癌，首先要重视辨证，其次要明确病机。以“瘀、毒、虚”为纲领，以“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为具体方法。或者攻邪，或者扶正，或者攻补兼施，根据病情变化调整。仔细辨别证候，找到病因，精准治疗，才能挽救危重，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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