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深夜，延安窑洞
油灯晃动着，在土墙上投下几个激烈争论的影子。
中共南方局文艺工作负责人老周——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清癯的中年人，手里拿着辗转送达的《七月》特刊，眉头紧锁。
围坐在简陋木桌旁的，有宣传干部、文艺骨干，还有两位女同志代表。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了。”老周敲了敲杂志，“说说看法。”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率先开口：“写得好！笔锋如刀，直指封建压迫的本质。表面写中东，句句都在戳咱们自己历史上的伤疤。
我看，应该组织边区妇女座谈学习，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另一位年纪稍长的女同志点头：“我同意。尤其是那段关于龙国女子挣脱裹脚布的追问——这问的不仅是中东女性，也是问我们中国的女性：为什么我们能走出来？是靠抗争，不是靠施舍。这对启发妇女觉悟很有用。”
但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提出了顾虑：“文章确实写得好，但太锋利了。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讲究策略。
这篇文章在重庆引起这么大轰动，肯定会刺激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神经。我担心，作者‘醒狮’——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贾玉振——会有危险。”
窑洞里沉默了片刻。
老周缓缓道：“贾玉振这个人，我们观察很久了。从《未来之书》到希望基金，从情歌到这篇《黄粱梦》，他的核心始终没变：启蒙。
用文化唤醒人，用行动改变人。他现在走的这条路，和我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虽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
他顿了顿，看向在座的一位女同志：“苏惠同志，你一直在重庆工作，了解情况。你说说。”
苏惠三十出头，短发，眼神干练。她想了想，说：“贾玉振在重庆文化界和底层民众中影响力很大。希望基金实实在在帮了不少人，他的歌、诗、画，在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中很有市场。
这次《黄粱梦》引发的反响，主要集中在知识女性和进步学生群体，这正是国统区妇女运动可以发力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因势利导，或许能推动国统区妇女工作打开新局面。”
“但风险呢？”统战同志追问。
“风险肯定有。”苏惠坦然道，“国民党内顽固派、封建卫道士，肯定会反扑。贾玉振可能面临打压，甚至人身威胁。
但反过来看，这也是暴露那些顽固派面目的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进步报刊声援，组织学界讨论，把话题从‘文章是否过激’引向‘女性命运是否需要改变’的本质问题。”
老周沉思良久，终于拍板：“这样，分两步走。第一，在边区内部，组织妇女代表座谈学习这篇文章，结合我们自己的妇女解放实践，讨论如何进一步破除封建残余。
第二，通过秘密渠道联系贾玉振，肯定他的勇气和文章的积极意义，同时提醒他注意斗争策略，保护好自己。必要时，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他环视众人：“同志们，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重要一环。贾玉振这把火，烧起来了，我们不能让它轻易被扑灭。
但要记住——星火可以燎原，也要防风防雨。我们的任务是，既让火旺旺地烧，又别让点火的人被烧着。”
会议散时，已是后半夜。
延安的星空清澈低垂，银河如练。
苏惠走出窑洞，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
她想起去年在重庆，曾远远见过贾玉振一面——在希望基金举办的难童画展上，那个清瘦的男人站在一群孩子中间，笑得温和。
那时她只觉得这是个有良心的文化人，没想到，他能写出这样血泪淋漓的文字。
“醒狮……”她喃喃道，“是该醒了。”
重庆，冠生园酒楼雅间
灯光煌煌，酒香氤氲。一桌八人，都是重庆政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楚天坐在主宾位，穿着簇新的藏青中山装，头发抹得油亮，脸上泛着酒后的红光。
酒过三巡，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黄粱梦》。
“要我说，那个什么‘醒狮’，就是吃饱了撑的！”一个秃顶的商会理事打着酒嗝，“女人家的事，也值得写那么长文章？还罩袍、裹脚布——咱们中国女人现在不挺好吗？放脚、读书、抛头露面，还想怎的？”
众人附和。楚天呷了口酒，嗤笑道：“刘理事说得对。要我说，女人就该守本分！相夫教子，料理家务，这才是正途。读太多书，心就野了。像那个写文章的，蛊惑人心！”
他顿了顿，声音拔高了些，带着明显的怨毒：“我家那个不孝女，就是读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心气高了，才……”话到嘴边，他猛地刹住——楚云自杀的事，毕竟不光彩。
但桌上都是人精，谁听不出弦外之音？气氛微妙地一滞。
这时，坐在楚天斜对面的一位女士——《新民报》的女记者林曼，忽然放下筷子，抬起眼看向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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