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二十二，北京正阳门。
鎏金铜狮前，数万军民跪送銮驾。六十岁的乾隆帝身着明黄色龙袍，端坐于十六人抬的玉辂之中，鬓角虽染霜华，眼神却依旧锐利。他抬手掀开轿帘，望向城外绵延数十里的仪仗队，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这是他第六次南巡，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亲临江南。此时的清廷，虽仍顶着“康乾盛世”的光环，却已暗藏颓势——国库空虚、吏治腐败、民怨渐生，但这场南巡，终究还是成了乾隆帝彰显晚年威权、满足奢靡私欲的最后盛宴。
一、南巡缘起：盛世余晖下的私欲与隐忧
乾隆帝决定第六次南巡，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彼时，乾隆帝已近六旬，自视“十全老人”，一生文治武功，自认远超历代帝王。他深知，这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有精力远巡江南，便想趁此机会，再看一看自己统治下的“盛世”江南，留下一段千古佳话。同时，他对江南的美景、美食、美人念念不忘，前五次南巡的奢华体验，让他早已难以割舍。
然而，表面的风光背后，是难以掩盖的隐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冒赈案爆发，全省官员勾结舞弊，贪污赈灾银两达数百万两，震惊朝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腐案发，涉案金额巨大，引发百姓不满；江南地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而地方官员为粉饰太平，隐瞒灾情，拖延赈济，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和珅深知乾隆帝的心思，也明白此次南巡是巩固自己权势的绝佳机会。他向乾隆帝进言：“皇上，江南乃天朝财赋重地，如今虽有小乱，但只要皇上亲往巡视，体察民情，惩治贪官，必能安抚民心，彰显天朝威德。而且，前几次南巡，百姓夹道欢迎，可见皇上圣明，百姓爱戴。此次南巡，正好可以让天下人看看，我大清盛世依旧，国泰民安。”
和珅的话，句句说到了乾隆帝的心坎里。他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执意下令筹备第六次南巡。和珅则被任命为南巡总督办，全权负责南巡的筹备事宜——这也为此次南巡的极致奢靡埋下了伏笔。
二、筹备乱象：和珅主导下的奢靡狂欢
和珅接到任命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筹备。他深知，乾隆帝晚年愈发喜爱奢华，只有将南巡办得隆重、铺张，才能讨得皇上的欢心。为此，他不惜耗费巨额国库银两，甚至巧立名目，向地方官员与百姓搜刮钱财。
行宫建造：精益求精的奢华地标
和珅下令，在沿途各地新建、扩建行宫，要求“务必奢华、尽显天朝气派”。扬州瘦西湖行宫，原本已十分华丽，和珅却嫌不够，下令拆除部分旧建筑，新建“熙春台”“二十四桥”等景观，行宫内部全部用金丝楠木装修，墙壁镶嵌玉石、玛瑙，御座上铺着整张黑狐皮，案头摆放的玉器、瓷器皆是宫廷珍藏，单座行宫造价便达两百万两白银。
杭州西湖行宫，和珅下令将西湖周边的龙井、虎跑、灵隐寺等景点全部纳入行宫范围，禁止百姓入内。他还专门从苏州、扬州征召了数千名能工巧匠，耗时一年，在西湖边新建了“玉泉新宫”，宫内开凿人工湖，堆砌太湖石假山，移栽各地奇花异草，甚至专门修建了一条通往西湖的秘密水道，供乾隆帝乘船游览。
据统计，此次南巡沿途新建、扩建行宫四十余座，总耗资达八百万两白银，远超前五次南巡的总和。而这些银两，一部分来自国库，另一部分则是和珅向地方官员摊派的“南巡报效银”——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乾隆帝与和珅，纷纷争相捐款，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而这些捐款，最终还是落到了百姓头上。
物资筹备：穷尽天下的奇珍异宝
物资筹备方面，和珅更是费尽心思。他下令，从全国各地征集奇珍异宝、美食佳酿，供乾隆帝沿途享用。
粮食方面，除了从官仓调拨五十万石大米、面粉外，还从江南各地征集了优质的糯米、小米、高粱等杂粮，甚至专门从东北调运了数千石长白山人参、关东鹿茸，作为乾隆帝的滋补品。食材方面，南海的燕窝、鱼翅，渤海的海参、鲍鱼，江南的湖鲜、河鲜，应有尽有。为了保证食材新鲜，和珅专门设立了“加急驿站”，用快马昼夜运输，仅运输费用便达二十万两白银。
此外，和珅还下令征集了大量的奢侈品——从苏州织造的顶级丝绸，到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器；从扬州的漆器，到杭州的织锦；甚至还从英国、法国等国购买了钟表、望远镜等西洋玩意儿，一并献给乾隆帝。这些物资的总价值，高达五百万两白银。
接待礼仪：铺张浪费的繁文缛节
接待礼仪上，和珅更是要求“极致隆重”。从北京到杭州，沿途道路全部用黄沙铺垫，两侧用绸缎围挡，每隔三里设一处彩棚，五里搭一座戏台，邀请江南名角演唱昆曲、越剧，仅彩棚与戏台搭建便耗费白银四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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