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六，通州运河码头。
晨光中的漕运船只尚未散尽，一队形制怪异的大船已划破通州运河的平静。为首的“狮子号”军舰通体黝黑，三根桅杆高耸入云，帆布上印着的红色十字与金色纹章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船舷两侧架设的数十门火炮黑洞洞地对着岸边，让围观的百姓既好奇又惶恐。随着船锚铁链“哗啦啦”沉入水中，一位身着墨绿色燕尾服、头戴三角帽的英国绅士踏上跳板，他身材高大，鼻梁高挺，眼神中带着对陌生土地的审视——他便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团正使，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身后跟着的使团副使斯当东爵士，怀里抱着一个精致的镀金盒子，里面装着英国国王致乾隆帝的国书；翻译李自标则紧张地整理着官服，他自幼在澳门长大，精通英、汉双语，此次肩负着沟通中西的重任。码头上的清朝官员早已等候多时，直隶总督梁肯堂身着孔雀翎官袍，面色严肃地打量着这群“红毛夷人”，心中暗自嘀咕：“蛮夷之人，衣着古怪，举止无状，也敢来天朝朝贡？”
一、远渡重洋：三万里航程的使命与期待
马戛尔尼使团的启程，源于英国对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18世纪末，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蒸汽机船等新技术普及，棉布、铁器等商品产量激增，急需开拓海外市场。而中国作为东方最大的经济体，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却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且外贸由十三行垄断，关税高昂，限制繁多。
为打破贸易壁垒，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决定派遣使团访华，携带精心准备的礼物，希望与清廷签订平等通商条约：开放更多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允许英国商人在华居住贸易。马戛尔尼伯爵作为资深外交官，曾出使俄国、普鲁士等国，经验丰富，成为使团正使的不二人选。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二十六，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随行人员包括外交官、科学家、画家、医生等百余人，携带礼物共六百箱，分装在“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三艘船只上。礼物涵盖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装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蒸汽机模型、望远镜、显微镜、天文仪器、织布机、榴弹炮、步枪等，还有精美的油画、瓷器、钟表等工艺品。
航程漫长而艰险。船队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途经印度、马六甲海峡，历时近一年，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抵达中国澳门。在澳门稍作休整后，使团换乘中国帆船，沿珠江北上，经广州、杭州，最终抵达通州运河码头，全程航程超过三万里。
途中，马戛尔尼让翻译李自标详细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礼仪制度，希望能更好地与清廷官员沟通。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拥有灿烂的文明与庞大的人口，若能与之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必将为英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我也听闻，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自视甚高，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尊重他们的习俗。”
二、礼仪之争：跪拜与平等的首次碰撞
使团抵达通州后，首要面临的便是礼仪之争。清廷官员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是来“朝贡”的，按照天朝惯例，外国使节觐见乾隆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即双膝跪地，连续叩首三次，每次叩首三次。但马戛尔尼坚持认为，英国与中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他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只能行平等的礼仪，即脱帽鞠躬，最多单膝跪地，绝不能行三跪九叩大礼。
直隶总督梁肯堂得知马戛尔尼的态度后，十分不满，当即斥责道：“天朝自有天朝的规矩，凡来朝贡者，皆需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对皇上的尊重，也是你们能获准觐见的前提。你们若执意不从，便是对天朝的不敬，恐难见到皇上圣颜。”
马戛尔尼据理力争：“尊敬的总督大人，英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国王与贵国皇上地位平等。我作为英国使节，向贵国皇上表达敬意是应该的，但必须采用平等的礼仪。若强行要求我行三跪九叩之礼，便是对英国国王的侮辱，我宁可不觐见，也不能违背国家尊严。”
双方僵持不下，礼仪之争陷入僵局。梁肯堂将情况上报给乾隆帝，乾隆帝得知后，龙颜不悦，在奏折上朱批道：“蛮夷之人，不知天朝礼仪，妄自尊大。若他们执意不从，便令其速速回国，不必觐见。”
眼看使团使命即将夭折，副使斯当东提出折中方案：“若清廷官员能证明，英国国王也需要向乾隆帝的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我们便照做。否则，我们只能行单膝跪地之礼。”这一方案巧妙地将礼仪问题转化为平等与否的问题，让清廷官员难以反驳。
此时，负责接待使团的军机大臣和珅意识到，若因礼仪问题导致使团无功而返，不仅会影响天朝颜面，也可能错失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他向乾隆帝进言：“蛮夷之人从未见过天朝礼仪，不知者不罪。不如暂且允许他们行单膝跪地之礼，先让他们觐见皇上，待日后再慢慢教导他们天朝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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