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的退休大理寺卿尹嘉铨，以“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孔庙”为名，向南巡途中的乾隆帝递上两份奏折，本欲邀功获宠，却不料触怒龙颜，引发了乾隆朝后期一起震动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此案从立案到结案仅用短短三个月，尹嘉铨被从宽改为绞立决，其着作被查禁焚毁，家族亲友遭株连，涉案官员被追责。这起看似因“邀名”而起的案件，实则是乾隆帝借题发挥，以极端手段敲打满朝文武，警示朝臣需恪守臣道、杜绝非分之想，成为乾隆朝后期皇权高压下，朝臣命运的缩影与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一、案发起因：退休官员的“邀名”之举
尹嘉铨，直隶博野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以理学闻名，深得乾隆帝赏识。尹嘉铨自幼受儒家教育熏陶，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历任主事、御史、大理寺卿等职，为官期间虽无重大功绩，但也还算勤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尹嘉铨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退休，回到家乡博野养老。
退休后的尹嘉铨，并未安享晚年，反而对名利愈发执着。他认为父亲尹会一“德行高尚、学术精深”，理应获得朝廷的谥号，以彰显其功绩；同时，他觉得父亲的学术成就足以与朱熹、陆九渊等大儒相媲美，应该从祀孔庙，永享祭祀。此外，尹嘉铨本人也渴望获得朝廷的认可，希望通过为父亲请谥、请祀，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幻想能因此获得乾隆帝的召见，重新入朝为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南巡途经保定，尹嘉铨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连夜撰写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请求乾隆帝为其父尹会一赐谥，第二份奏折请求将尹会一从祀孔庙。他满怀信心地将奏折递交给直隶总督袁守侗，请其代为呈递，满心期待能得到乾隆帝的恩准，却不知这两份奏折即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二、龙颜震怒：从“请谥”到“悖逆”的定性
乾隆帝在保定行宫看到尹嘉铨的奏折后，当即龙颜大怒。在乾隆帝看来，尹嘉铨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为父请谥”，而是“妄自尊大、沽名钓誉、目无君上”的悖逆之举，触碰了皇权的底线。
违制请谥，挑战皇权权威
清代对谥号的赐予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只有皇亲国戚、一品大员或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且需由朝廷主动评定，官员家属不得自行请求。尹会一虽曾任巡抚，但级别仅为从二品，且无重大功绩，按照制度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谥号。尹嘉铨作为退休官员，竟敢公然违背祖制，为父亲请谥，这在乾隆帝眼中，是对皇权权威的公然挑战。
乾隆帝在奏折上朱批道：“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重治其罪！”本想以此警告尹嘉铨，让他收敛行为，但尹嘉铨并未领会乾隆帝的深意，反而认为乾隆帝只是表面发怒，内心实则认可父亲的功绩，于是又接着递上了第二份请求从祀孔庙的奏折。
请祀孔庙，妄图“配享圣人”
如果说第一份请谥奏折还只是“违制”，那么第二份请祀孔庙的奏折，则彻底激怒了乾隆帝。孔庙从祀是中国古代对文人最高的荣誉，只有对儒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儒，如朱熹、王阳明等，才有资格从祀孔庙，且需经过朝廷大臣的集体商议、皇帝的最终批准，绝非普通官员家属可以随意请求。
尹会一虽以理学闻名，但学术成就远未达到从祀孔庙的程度。尹嘉铨请求将父亲从祀孔庙，在乾隆帝看来，这是“妄自尊大、亵渎圣人”的行为，其野心昭然若揭。乾隆帝认为，尹嘉铨此举不仅是为父亲邀名，更是为自己造势，试图通过抬高父亲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甚至可能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企图。
乾隆帝再次朱批，言辞更为严厉：“竟大肆狂吠，不可恕也！”随即下令，将尹嘉铨革去顶戴，锁拿至北京，交刑部审讯，查抄其家产，彻底追查其“悖逆”言行。
三、案件审理：罗织罪名与残酷株连
尹嘉铨被押解到北京后，刑部立即展开审讯。在乾隆帝的亲自督办下，审讯过程变成了一场对尹嘉铨的“文字围剿”，官员们从尹嘉铨的着作、书信、日记中，刻意寻找“悖逆”的证据，罗织罪名，同时对其家族亲友、门生故吏进行残酷株连。
着作查禁，文字罗织罪名
尹嘉铨一生着述颇丰，包括《小学大全》《近思录集解》《尹氏家谱》等。刑部官员在查抄其家产时，将这些着作全部搜出，逐字逐句进行审查，试图从中找出“诽谤朝廷、影射皇上”的证据。
经过一番“细致”审查，官员们果然“发现”了大量“悖逆”内容。例如，尹嘉铨在《小学大全》中，将自己与父亲尹会一的画像放在一起，题为“父子同祀”，被认为是“僭越礼制，妄图与圣人同列”；在《近思录集解》中，尹嘉铨引用了“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言论，被认为是“否定皇权至上，意图削弱皇上权力”；在《尹氏家谱》中，尹嘉铨将家族起源追溯到周朝的尹吉甫，被认为是“自抬身价，有谋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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