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耗资巨万：国库空虚与民脂枯竭
乾隆帝后三次南巡的总耗资，保守估计达两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乾隆朝七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些巨额开支，一部分来自国库拨款，一部分则通过“摊派”“捐纳”等方式从民间搜刮，不仅导致国库空虚，更让江南百姓陷入“民脂枯竭”的困境，昔日富庶的江南地区，逐渐被奢靡南巡拖入贫困的泥潭。
国库拨款：盛世繁华下的财政危机
乾隆朝前期，经过康雍两朝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乾隆初年国库存银达七千万两，为南巡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但自第三次南巡起，南巡耗资剧增，加之乾隆帝晚年穷兵黩武、修建园林等奢靡行为，国库存银急剧减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南巡，国库拨款达六百万两白银，占当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国库拨款进一步增至七百万两白银，此时国库存银已不足三千万两，较乾隆初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清廷不得不增加赋税、发行国债，导致全国范围内的赋税负担加重，百姓生活愈发困苦。
此外，巨额的南巡开支还挤占了河工、赈济等民生领域的资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黄河河南段发生严重决堤，需要拨款三百万两白银修缮，但此时国库空虚，仅拨付一百万两白银，导致堤坝修缮不彻底，次年再次决堤，淹没农田数十万顷，百姓流离失所。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旱，粮食减产严重，需要朝廷拨款赈济，但国库仅能拨付少量粮食，导致大量百姓饿死、病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民间搜刮：摊派捐纳与民不聊生
国库拨款难以满足南巡的巨额开支，地方官员便将负担转嫁给民间，通过“摊派”“捐纳”“强征”等方式，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江南地区成为重灾区。
“摊派”是最主要的搜刮方式，地方官员以“南巡筹备”为名，按田亩、财产向百姓征收“南巡捐”，每亩田需缴纳白银一两，相当于普通百姓半年的收入；富商巨贾则被要求“自愿捐纳”，扬州盐商每次南巡需捐纳白银百万两，苏州织造、杭州富商需捐纳五十万两，若有富商拒绝捐纳，地方官员便以“抗旨”为由加以打压，没收财产、流放边疆。
除了钱财，地方官员还强征民夫、物资，南巡沿途的州县，每户需出一名民夫参与道路修缮、行宫搭建、物资运输等工作，民夫不仅没有报酬，还要自带粮食，许多民夫因劳累、饥饿死于途中；同时，地方官员还强征粮食、布匹、木材等物资，百姓家中的粮食被搜刮一空，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许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据记载，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时，江南地区的赋税较乾隆初年增加了三倍，百姓的负担达到了极限。苏州、扬州、杭州等昔日富庶的城市，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景象，大量百姓因不堪重负，被迫逃离家园，成为流民，仅江苏一省的流民数量便达数十万之多，这些流民聚集在城镇边缘，靠乞讨、偷窃为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隐患。
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与社会动荡
南巡带来的巨额开支与民间搜刮，导致江南地区物价飞涨，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较乾隆初年上涨了五倍以上，普通百姓难以承受，生活陷入绝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州的大米价格从每石一两白银上涨至每石五两白银，一名普通工匠的月收入仅为二两白银，难以养活家人，许多家庭只能“卖儿鬻女”，换取粮食度日；扬州的食盐价格从每斤二文钱上涨至每斤十文钱，百姓买不起食盐，只能吃淡食，导致许多人因缺乏盐分而患病；杭州的布匹价格上涨了六倍，百姓只能穿着破旧衣物，甚至有百姓因寒冷而冻死在街头。
物价飞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急剧增加，江南地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同时，流民聚集导致的传染病也开始蔓延，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苏州爆发瘟疫，病死百姓达数千人，地方官员为了隐瞒灾情，不仅不采取防疫措施，反而封锁消息，导致瘟疫进一步扩散。这些问题的出现，让江南百姓对清廷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民怨从暗中怨怼逐渐转向公开反抗。
三、民怨沸腾：从沉默到反抗的暗流
乾隆帝南巡的奢靡与搜刮，让江南百姓从最初的“感恩圣恩”变为“怨声载道”，民怨如同地下暗流，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最终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
民间怨怼：歌谣传情与暗中抵制
面对南巡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通过歌谣、谚语等方式表达不满，这些歌谣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民怨的重要载体。
“乾隆南巡，百姓受难；官吏发财，国库变空”“三月迎驾，十年还债；一入南巡，家破人亡”等歌谣，直白地揭露了南巡对百姓的危害；“皇帝下江南，百姓卖儿郎；行宫遍地起，白骨露荒野”则描绘了百姓的悲惨遭遇。这些歌谣虽简单朴素，却反映了江南百姓的真实心声，在民间迅速传播，进一步激化了百姓对清廷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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