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六次南巡，尤以第三次后奢靡之风日盛，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时，耗资已数倍于前三次总和。昔日“察吏安民、巡视河工”的勤政初衷，逐渐被铺张排场、官场逢迎所裹挟，千万白银从国库与民间搜刮而出，化作沿途奢华行宫、奇珍贡品与靡费宴席。江南百姓不堪重负，从最初的夹道迎驾变为暗中怨怼，流民增多、赋税苛重、物价飞涨的困境，让“盛世”光环下的民怨暗流涌动，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关键伏笔，也为晚清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一、奢靡之始：从务实到铺张的蜕变
乾隆帝前两次南巡虽耗资不菲，但仍以“务实”为核心，行宫多为旧有驿站改造，接待礼仪简约，经费主要用于河工与赈济。然自第三次南巡后，随着国力臻于极盛，乾隆帝对江南美景与奢华生活的喜爱日益显露，地方官员趁机逢迎，以“彰显盛世”为名，将南巡变为邀功请赏的舞台，奢靡之风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耗费规模呈几何级增长。
行宫建造：从“实用”到“奢华”的升级
前两次南巡，清廷在沿途搭建的行宫多为临时设施，内饰简约，仅满足帝王与圣母起居需求，每座行宫造价不过数万两白银。但自第三次南巡起，地方官员为讨好乾隆帝，纷纷斥巨资修建奢华行宫，不仅选址于风景名胜之地，更在建筑规制、内饰陈设上极尽奢靡。
江苏扬州的天宁寺行宫，原本为普通寺庙改造，第三次南巡前，两江总督高晋下令扩建，新增亭台楼阁三十余座，开凿人工湖、堆砌假山，移栽各地奇花异草，仅园林修缮便耗资五十万两白银；行宫内饰更是极尽奢华，梁柱用金丝楠木打造，墙壁镶嵌玉石玛瑙，御座由紫檀木雕刻而成，上铺整张虎皮，案头摆放的玉器、瓷器皆为宫廷珍品，单座行宫造价飙升至百万两白银。
杭州西湖行宫则更为夸张，地方官员不仅修缮了原有宫殿，还在西湖周边新建“龙井行宫”“云栖行宫”等四座附属行宫，将西湖十景中的苏堤、三潭印月纳入行宫范围，禁止百姓入内，仅为乾隆帝游览方便。行宫内部收藏的书画珍品，包括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本、李白手书诗作等，皆为地方官员从民间强征而来，仅征集费用便耗费三十万两白银。
据统计，乾隆帝后三次南巡，共修建、扩建行宫六十余座，总耗资达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乾隆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乾隆朝年均财政收入约三千万两），而这些行宫仅在南巡期间使用，其余时间闲置，维护费用每年仍需数万两白银。
接待礼仪：从“简约”到“铺张”的异化
前两次南巡，乾隆帝严令地方官员“不得铺张、不得强征民夫”，接待礼仪仅保留必要的迎送仪式，宴席多为家常菜馔。但自第三次南巡起，接待礼仪愈发繁琐奢华，地方官员为彰显“忠心”，不惜耗费巨资打造“盛世排场”。
乾隆帝南巡途中，沿途州县需搭建“彩棚”“戏台”，从城门到行宫，道路两侧用绸缎铺设，悬挂彩灯、彩旗，每隔十里便设一处戏台，邀请江南名角演唱昆曲、京剧，仅彩棚与戏台搭建，便耗费白银二十万两；迎送队伍更是声势浩大，地方文武官员率领百姓、士绅在道路两侧跪拜，队伍绵延数十里，百姓需提前数日排练跪拜礼仪，耽误农时与生计。
宴席方面，地方官员更是极尽奢靡，摒弃了“家常菜馔”的要求，推出“满汉全席”“江南全鱼宴”等奢华宴席，每桌宴席耗费白银百两，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年的生活费。宴席上的食材皆为奇珍异品，包括长白山人参、关东鹿茸、南海燕窝、长江刀鱼等，为了保证食材新鲜，地方官员专门设立“快马驿站”，从千里之外加急运送，仅运输费用便远超食材本身价值。
此外，地方官员还竞相奉献奇珍异宝，扬州盐商捐赠的“翡翠白菜”“和田玉如意”，苏州织造进献的“缂丝龙袍”“刺绣屏风”，杭州富商供奉的“珍珠塔”“珊瑚树”等，价值连城，仅第四次南巡时，地方官员与富商的贡品总价值便达五百万两白银，这些贡品大多被乾隆帝纳入宫中收藏，部分用于赏赐官员，并未产生实际效用。
随从规模：从“精简”到“庞大”的膨胀
前两次南巡，乾隆帝的随从人员约两千人，包括文武官员、侍卫、太监、宫女等，规模适中，便于管理与保障。但自第三次南巡起，随从规模不断膨胀，至第六次南巡时，随从人员已达五千人，其中包括乾隆帝的后宫嫔妃、皇子公主、文武大臣、宫廷艺人等，庞大的随从队伍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为了保障随从人员的食宿与出行，地方官员需提前征用大量民房、船只，仅扬州一地便征用民房两千余间、漕船五百艘；随从人员的日常开销更是惊人，每日消耗粮食上万斤、肉类上千斤、布匹数十匹，这些物资皆由地方官府从民间征集，导致沿途州县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此外，随从人员中不乏仗势欺人者，侍卫、太监索要财物、欺压百姓的事件屡有发生，地方官员敢怒不敢言，百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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