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在拓土开疆奠定鼎盛疆域、整顿吏治兴农桑稳固国本之后，以“稽古右文、传承圣道”为旨，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启动《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这一举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典籍整理与编纂事业，汇聚了天下藏书，删校厘订、分类汇编，历时十余年而成，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万余种典籍、七亿余字，既是康乾盛世文治的巅峰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承载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化使命，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诏修缘起：文治与统治的双重考量
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编纂，并非偶然，而是兼具“文化传承”与“政治治理”的双重考量，是康乾盛世国力鼎盛之下，“武功”之外彰显“文治”的必然选择，也是清廷巩固思想统治、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
彰显文治，媲美前代盛世
乾隆帝自视“千古一帝”，承康雍两朝基业，既以武功拓土开疆，更欲以文治彪炳史册。纵观中国历史，汉有《七略》、唐有《艺文类聚》、宋有《太平御览》，皆为盛世修书的典范。乾隆帝深知，“帝王之治，莫先于文治”，唯有通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纂群书，才能彰显大清的文化兴盛，媲美汉唐宋明的盛世气象，确立大清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他在诏书中直言：“朕临御以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而搜罗典籍，乃文治之要务也。”
整理典籍，挽救文化遗产
历经明末战乱与清初动荡，大量古代典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民间、或残缺不全，许多珍贵文献面临失传危机。乾隆帝深知，典籍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典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使湮没不传”。因此，他希望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广泛搜罗天下藏书，对历代典籍进行系统整理、校勘、注释，挽救濒危文献，梳理文化脉络，让中华文脉得以延续。
统一思想，巩固统治根基
清初以来，反清思想暗流涌动，部分明末遗民通过着书立说，抒发反清情怀，质疑清廷的正统地位。乾隆帝欲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对天下典籍进行全面审查，“删其违碍、正其谬误”，剔除典籍中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内容，宣扬忠君爱国、大一统等思想，强化臣民的思想认同，从文化层面巩固清廷的统治根基。同时，通过召集天下文人参与编纂，既能笼络知识分子，消解反清势力，又能彰显清廷“尊儒重道”的治国理念，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统治目的。
汇聚藏书，完善国家藏书体系
清代前期，国家藏书虽有积累，但规模有限，且分散各处，缺乏系统整理。乾隆帝希望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内府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将天下典籍汇于一处，分类汇编，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藏书体系，既便于查阅使用，又能彰显大清“藏书之盛、文化之隆”。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率先下诏征集天下藏书，“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然古今着作，浩如烟海，必当广为搜罗，以补遗缺”，为《四库全书》编纂奠定了藏书基础。
二、开馆修书：汇聚天下英才，确立编纂规制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正式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以翰林院为馆址，任命军机大臣、大学士纪昀（纪晓岚） 为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为总校官，同时召集了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珪等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学者、文人参与编纂，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学识渊博的编纂团队，总计参与人数达数千人，堪称“天下英才聚于一朝”。
核心编纂团队：博学鸿儒，各展其长
纪昀作为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统筹工作，制定编纂体例、审定典籍分类、裁决学术争议，是编纂工程的核心人物。纪昀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子集，擅长目录学与考据学，对历代典籍的源流、真伪、优劣了如指掌，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学术水平，确保了编纂工程的顺利推进。
总校官陆锡熊、孙士毅，负责典籍的校勘、核对工作，确保编纂内容的准确性，杜绝谬误。陆锡熊精通经学与史学，校勘严谨细致，被誉为“校书之圣”；孙士毅擅长文学与文献整理，对诗词文赋的校订颇有造诣。
此外，编纂团队中还有一大批各领域的学术大家：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擅长考据学与经学，负责典籍的校勘与注释，尤其在儒家经典的整理上贡献卓着；邵晋涵专攻史学，负责史书的校订与补编，对《宋史》《元史》的修订多有创见；周永年擅长目录学，负责典籍的分类与着录，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奠定了基础。这些学者各展其长、通力合作，为《四库全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编纂规制：厘定体例，分类汇编
乾隆帝亲自审定《四库全书》的编纂规制，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是中国古代典籍最成熟、最系统的分类体系，贯穿编纂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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