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懒政，激励实干担当
雍正朝的严苛整饬，虽遏制了贪腐，却也导致部分官员因畏惧惩罚而“畏罪不为”，形成“懒政怠政”的消极风气——官员们遇事推诿、不敢担当，只求“无过即是功”，严重影响了政务推进。乾隆帝深知，吏治的核心不仅是“不贪”，更在于“有为”，因此，在严打贪腐、裁汰冗官的同时，着力整治懒政，激励官员实干担当。
首先，明确“容错机制”，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乾隆帝下旨明确规定，官员在推行新政、处理复杂政务时，若因“经验不足、判断失误”出现轻微过错，且无贪腐、渎职行为，一律予以免责，不予追究；若能及时纠正错误、弥补损失，还可予以嘉奖。这一机制，让官员们敢于放手施政、勇于担当，不再因“怕犯错”而不敢作为。例如，乾隆三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在推行“摊丁入亩”细化政策时，因对当地土地情况了解不够，导致部分地区摊派不均，乾隆帝得知后，并未严惩尹会一，而是下令让其限期整改，同时派遣钦差大臣协助核查，尹会一及时纠正错误，完善摊派标准，最终不仅未被追责，还因整改得力受到嘉奖。
其次，强化“实绩导向”，树立实干标杆。乾隆帝打破雍正朝“重资历、重出身”的用人格局，明确表示“为官者，唯以实绩论高低”，无论出身寒门还是旗人贵族，无论资历深浅，只要“政绩突出、百姓认可”，均可被提拔重用。同时，乾隆帝定期表彰实干有为的官员，将其树立为官场标杆，号召全国官员学习。例如，江苏知县陶澍，因治水有功、体恤民生，被两江总督尹继善保举，乾隆帝亲自召见考察后，破格提拔为苏州知府；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因推行农业技术、兴修水利成效显着，被提拔为江苏巡抚。这些实干官员的提拔，让官场形成了“比实绩、比担当”的良好风气，有效遏制了懒政怠政现象。
二、力兴农桑：多措并举，夯实邦本
“农为天下之本，桑为民生之基”，乾隆帝深知，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百姓温饱、国库充盈与国家稳定。因此，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他将“兴农桑、促生产”作为治国的核心要务，以“治水、劝农、减赋、储粮”为四大抓手，多措并举推动农业生产发展，让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充实。
大兴水利，破解农业瓶颈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康熙、雍正两朝虽修建了部分水利工程，但多集中在黄河、淮河等主干流，地方小型水利设施荒废严重，加之年久失修，水患频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乾隆帝登基后，将水利建设作为兴农的首要任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全国性水利整治工程”，既要治理水患，又要兴修灌溉设时，破解农业发展的水利瓶颈。
首先，重点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水患。黄河自康熙朝以来，虽经多次治理，但水患仍时有发生，尤其是下游地区，因河道淤积、堤坝薄弱，每逢汛期，必发洪涝，淹没大片农田。乾隆帝下令，任命鄂尔泰牵头，组织水利专家与民工，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加固堤坝，同时修建泄洪闸，调节水量，防止洪涝灾害。乾隆二年至乾隆五年，仅黄河治理一项，便投入白银数百万两，征调民工十余万人，疏浚河道百余里，加固堤坝数十里，有效遏制了黄河水患。
对于淮河、长江的治理，乾隆帝同样高度重视。淮河因河道狭窄、泥沙淤积，经常出现“倒灌”现象，淹没淮河流域的农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堤防薄弱，汛期也常发洪涝。乾隆帝下令，疏浚淮河河道，拓宽河床，修建防洪堤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加固堤防，兴修排水工程，同时清理河道内的淤泥与障碍物，确保水流顺畅。经过数年治理，淮河、长江的水患得到有效控制，沿岸数百万亩农田得以免受洪涝之灾，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其次，大力兴修地方小型水利设施，保障农田灌溉。乾隆帝深知，地方小型水利设施与百姓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因此下令，要求各省、府、县官员组织百姓，兴修水渠、池塘、水库等小型灌溉设施，修复废弃的水利工程，确保农田“有水可灌、无旱可忧”。同时，乾隆帝制定“水利考核制度”，将地方水利建设的成效纳入官员考核指标，对于治水有功、灌溉成效显着的官员，予以提拔重用；对于敷衍了事、水利设施荒废的官员，予以严惩。
例如，江南地区因水稻种植广泛，对灌溉需求极大，乾隆帝下令，让两江总督尹继善组织百姓，修复江南地区废弃的水渠千余里，新建池塘数百个，同时疏浚太湖、鄱阳湖等湖泊，增加灌溉水量。经过治理，江南地区的灌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成为全国的“粮仓”。西北、华北等干旱地区，乾隆帝则下令组织百姓兴修引水工程，引河水、泉水灌溉农田，推广“井灌”技术，解决干旱地区的农业灌溉问题，让许多荒田变成了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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