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雍正帝曾因道士占卜称“西南方向有邪气”，便下令加强西南边疆的军事防务，派遣清军前往西南地区巡查；他还曾根据道士的建议，调整官员的任职地区，认为某些官员的“命格”与任职地区的“风水”相合，能更好地推行新政、安抚百姓。这种将道教迷信与政务决策相结合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雍正帝的迷信思想，却也从侧面反映了道教在雍正朝的重要地位。
此外，雍正帝还十分重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下令整理道教典籍，组织道士与学者编纂《道藏辑要》，收录道教经典、教义、法术等内容，共计二百余卷，对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拨款修缮全国各地的着名道观，如龙虎山天师府、武当山太和宫等，赏赐道观大量的土地、钱财，提升道教的社会地位。
他还亲自为道教典籍作序，阐释自己对道教理念的理解，将道教中的“清静无为”“修身养性”理念与儒家的“仁政”“勤政”思想相结合，提出“治国先修身，修身先悟道”的观点，认为帝王只有通过修行道教，才能达到“清心寡欲、明辨是非”的境界，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他在《御制道德经注》中写道：“道者，万物之根源，治国之根本也。朕躬亲理政，夙夜不怠，然亦需悟道修身，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方能长治久安。”
然而，雍正帝对道教的崇信，也并非一帆风顺，遭到了部分王公大臣、儒家学者的反对与劝谏。不少大臣认为，帝王崇信道教、痴迷炼丹，是“玩物丧志”，会影响政务的处理，甚至会导致朝政腐败；儒家学者则指责道教是“异端邪说”，违背儒家正统思想，不应得到帝王的推崇。
翰林院编修杭世骏，为人正直，敢于直言，曾上书雍正帝，劝谏道：“陛下勤政爱民，功绩卓着，然痴迷道教、炼制丹药，恐误国误民。道教丹药，多含剧毒，长期服用，有害无益；道教法术，虚无缥缈，不可轻信。愿陛下摒弃道教迷信，专心治理国家，以儒家之道教化百姓，方为正道。”
雍正帝看罢奏折，龙颜大怒，认为杭世骏“诋毁道教、冒犯圣颜”，当即下令将杭世骏革职查办，流放边疆。此后，大臣们虽心中不满，却也不敢再轻易劝谏，只能任由雍正帝崇信道教、痴迷炼丹。
雍正帝对道教的崇信，最终也给他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道士们炼制的丹药，大多含有朱砂、硫磺、水银等剧毒物质，长期服用，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导致慢性中毒。雍正帝常年服用丹药，身体逐渐衰弱，出现头痛、心悸、失眠、食欲不振等症状，病情时好时坏。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在圆明园突然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关于他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而“服用丹药中毒身亡”，则是最被广泛认可的说法。据史料记载，雍正帝去世前几天，还在服用张太虚、王定乾炼制的“长生丹”，去世当天，曾出现呕吐、抽搐等中毒症状，不久后便驾崩。
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继位。乾隆帝深知父亲痴迷道教、服用丹药的危害，也明白大臣们对道教的不满，于是立即采取措施，清算宫中的道士。他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驱逐出宫，严厉斥责他们“妖言惑众、炼制毒药，害死先帝”，并禁止他们再入宫为官；同时，下令关闭宫中的炼丹作坊，销毁所有的丹药与炼丹器具，禁止宫中再举行道教法事，大力推崇儒家正统思想，扭转了雍正朝崇信道教的风气。
尽管乾隆帝极力淡化雍正帝崇信道教的痕迹，但雍正帝与道教的渊源，以及他痴迷炼丹、推崇道教的事迹，还是被载入了史册，成为雍正朝历史中一段无法回避的独特印记。
回望雍正帝崇信道教的一生，他既是一位铁腕治国、勤政爱民的帝王，也是一位痴迷道教、迷信炼丹的修行者。他对道教的崇信，源于潜邸时期的养生需求与政治伪装，继位后逐渐公开化、系统化，贯穿其执政十三年的始终。他痴迷炼丹，渴望长生不老；推崇道教法术，祈求国泰民安；传承道教文化，提升道教地位，将道教深深融入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治理之中。
雍正帝对道教的崇信，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推动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道教理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治国理念；也有消极的一面，如痴迷炼丹导致身体受损、英年早逝，将道教迷信与政务决策相结合，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行，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与非议。
无论如何，雍正帝崇信道教的事迹，为我们展现了这位帝王复杂的一面——他不仅有铁腕治国的威严，也有普通人对长生的渴望与对未知的敬畏；他不仅是儒家正统思想的践行者，也是道教文化的推崇者。这段历史，不仅丰富了雍正朝的历史内涵，也为我们研究清代帝王的思想、宗教文化与社会风气，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雍正帝的一生，如同一座复杂的丰碑，既有整顿吏治、推行新政的赫赫功绩，也有崇信道教、痴迷炼丹的争议与遗憾。而他与道教的不解之缘，如同丹炉中燃烧的火焰，虽最终化为灰烬，却也在大清王朝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抹独特的道韵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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