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了吗？北边好像真的不打仗……”
“唉，今年又加了‘平叛捐’，这日子……”
“那檄文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嘘！慎言！莫要惹祸上身！”
恐惧压制着公开的议论，但疑惑、不满、乃至一丝微弱的向往，却在无数人的心底悄然滋生。不仅是许昌，洛阳、邺城、长安等重镇，以及许多郡治、要津，在短短数日内，都出现了类似檄文或简化版的谣谚、歌谣。“北地新途”、“公道清明”、“安居乐业”这些词语，如同带着魔力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入了久经战乱与苛政之苦的士民心中。
当新城捷报与许昌等地“妖言惑众”的急报同时送达洛阳皇宫时，曹叡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一方面，司马懿迅速平定孟达，解除了肘腋之患，值得欣喜；另一方面，北疆“玄鼎”趁机施压，腹地“妖言”四起，又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烦躁与不安。
朝堂之上，气氛凝重。新城之捷的封赏事宜尚未议定，关于北疆告急与“妖言”的奏报已堆满御案。
“陛下！”新任靖安司校事（接替高柔）卢毓出列，面色严峻，“北虏狡诈，趁我西线、新城有事，一面陈兵边境示威，一面遣细作潜入腹地，散布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蛊惑人心，动摇国本！其心可诛！臣请立即加强各州郡关卡盘查，扩大缉捕范围，凡有私藏、传播、乃至议论此等檄文者，一律严惩不贷！并请增拨款项，扩充靖安司与稽查司人手！”
他的提议得到了部分朝臣附和。然而，司徒王朗（时已老迈）却颤巍巍出列，持不同意见：“陛下，老臣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等檄文，虽有悖逆，然其言及民生困苦、赋役沉重，却……却非全然虚妄。近年来，东西用兵，国库虚耗，百姓负担确有不轻。若一味以严刑峻法禁绝言论，恐非但难息流言，反易激起民怨。不若……不若稍示朝廷体恤民艰之意，减免部分苛捐杂税，以安民心，则妖言自消。”
“王司徒此言差矣！”卢毓立即反驳，“此乃北虏攻心之毒计！若我朝示弱减赋，岂不正中其下怀，显得朝廷理亏？且减免赋税，军需何来？西线、北疆防务何以为继？当务之急，是揪出幕后黑手，以铁腕震慑不轨，方是正理！”
双方争执不下。曹叡听着，只觉头痛欲裂。他既知王朗所言有其道理，民生多艰是事实；但又觉得卢毓所言更是迫在眉睫，北虏的渗透与煽动，危害更大。更让他心烦的是，北疆诸将的告急文书一封比一封言辞激烈，声称“玄鼎”军队调动频繁，大规模南下迹象明显，请求增派援军和物资。
年轻的皇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决策困境。东西两线军事压力未消，内部又起思想波澜，国库空虚，民心浮动……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坐在这个至尊之位上的沉重与无力。
最终，在司马懿尚未回朝、曹真远在西线的情况下，曹叡做出了一个混合式的、也略显混乱的决策：
一、 准卢毓所奏，令靖安司、稽查司全力缉捕“妖言”散布者，从重从快处置，以儆效尤。
二、 酌减免司隶、豫州部分地区因筹备“平叛”而加征的临时捐税之一成，以示“皇恩”。
三、 从洛阳中军抽调部分兵马，北上增援并州边境，但严令北疆诸将，仍以守备为主，无旨不得主动出击。
四、 八百里加急，催促司马懿处理完新城善后事宜后，速返洛阳，主持应对北疆及内部渗透之大局。
这道旨意，试图兼顾各方，却可能同时让军方觉得保守，让靖安司觉得掣肘，让百姓觉得杯水车薪。一种深深的不安与无力感，开始在中枢弥漫。
汉中，诸葛亮接到新城陷落、孟达败亡的详细战报时，只是默然良久，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但当它真的发生时，心中仍不免遗憾。西路奇兵受挫于陈仓，东路呼应覆灭于新城，第二次北伐，开局已然不利。
“丞相，是否……暂缓攻势？”杨仪小心问道。
诸葛亮摇头，目光重新变得坚定：“孟达虽败，然司马懿东调，曹真、张合处压力未尝减轻。陈仓久攻，郝昭亦疲。传令王平，不计代价，再攻！我军主力，亦需加大对祁山魏营的袭扰力度。此消彼长，胜负犹未可知！”
他心中还有一个不能明言的念头：北边那个“玄鼎”，此番动静如此之大，或许……能为他牵扯更多曹魏的精力？尽管他不喜甚至警惕张明远那套“异端”学说，但此时此刻，敌人的敌人，未尝不能是一种间接的助力。
逐鹿城，决策堂。
“司马懿已破新城，正善后，不日将返洛阳。”刘圭汇报。
“曹叡下诏，一面严查‘妖言’，一面稍减部分赋税，并抽调洛阳兵马北援。”潘濬分析着洛阳的决策，“其方寸已乱，举措失据。”
“我方‘深潜’檄文效果超出预期。”徐庶眼中带着一丝兴奋，“中原各重镇皆有反响，虽遭镇压，然种子已播下。尤其我檄文中提及的具体赋税案例与北地情形，皆经严格核实，难以驳斥，更易引发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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