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了吗?北边好像真的不打仗……”
“唉,今年又加了‘平叛捐’,这日子……”
“那檄文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嘘!慎言!莫要惹祸上身!”
恐惧压制着公开的议论,但疑惑、不满、乃至一丝微弱的向往,却在无数人的心底悄然滋生。不仅是许昌,洛阳、邺城、长安等重镇,以及许多郡治、要津,在短短数日内,都出现了类似檄文或简化版的谣谚、歌谣。“北地新途”、“公道清明”、“安居乐业”这些词语,如同带着魔力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入了久经战乱与苛政之苦的士民心中。
当新城捷报与许昌等地“妖言惑众”的急报同时送达洛阳皇宫时,曹叡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一方面,司马懿迅速平定孟达,解除了肘腋之患,值得欣喜;另一方面,北疆“玄鼎”趁机施压,腹地“妖言”四起,又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烦躁与不安。
朝堂之上,气氛凝重。新城之捷的封赏事宜尚未议定,关于北疆告急与“妖言”的奏报已堆满御案。
“陛下!”新任靖安司校事(接替高柔)卢毓出列,面色严峻,“北虏狡诈,趁我西线、新城有事,一面陈兵边境示威,一面遣细作潜入腹地,散布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蛊惑人心,动摇国本!其心可诛!臣请立即加强各州郡关卡盘查,扩大缉捕范围,凡有私藏、传播、乃至议论此等檄文者,一律严惩不贷!并请增拨款项,扩充靖安司与稽查司人手!”
他的提议得到了部分朝臣附和。然而,司徒王朗(时已老迈)却颤巍巍出列,持不同意见:“陛下,老臣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等檄文,虽有悖逆,然其言及民生困苦、赋役沉重,却……却非全然虚妄。近年来,东西用兵,国库虚耗,百姓负担确有不轻。若一味以严刑峻法禁绝言论,恐非但难息流言,反易激起民怨。不若……不若稍示朝廷体恤民艰之意,减免部分苛捐杂税,以安民心,则妖言自消。”
“王司徒此言差矣!”卢毓立即反驳,“此乃北虏攻心之毒计!若我朝示弱减赋,岂不正中其下怀,显得朝廷理亏?且减免赋税,军需何来?西线、北疆防务何以为继?当务之急,是揪出幕后黑手,以铁腕震慑不轨,方是正理!”
双方争执不下。曹叡听着,只觉头痛欲裂。他既知王朗所言有其道理,民生多艰是事实;但又觉得卢毓所言更是迫在眉睫,北虏的渗透与煽动,危害更大。更让他心烦的是,北疆诸将的告急文书一封比一封言辞激烈,声称“玄鼎”军队调动频繁,大规模南下迹象明显,请求增派援军和物资。
年轻的皇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决策困境。东西两线军事压力未消,内部又起思想波澜,国库空虚,民心浮动……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坐在这个至尊之位上的沉重与无力。
最终,在司马懿尚未回朝、曹真远在西线的情况下,曹叡做出了一个混合式的、也略显混乱的决策:
一、 准卢毓所奏,令靖安司、稽查司全力缉捕“妖言”散布者,从重从快处置,以儆效尤。
二、 酌减免司隶、豫州部分地区因筹备“平叛”而加征的临时捐税之一成,以示“皇恩”。
三、 从洛阳中军抽调部分兵马,北上增援并州边境,但严令北疆诸将,仍以守备为主,无旨不得主动出击。
四、 八百里加急,催促司马懿处理完新城善后事宜后,速返洛阳,主持应对北疆及内部渗透之大局。
这道旨意,试图兼顾各方,却可能同时让军方觉得保守,让靖安司觉得掣肘,让百姓觉得杯水车薪。一种深深的不安与无力感,开始在中枢弥漫。
汉中,诸葛亮接到新城陷落、孟达败亡的详细战报时,只是默然良久,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但当它真的发生时,心中仍不免遗憾。西路奇兵受挫于陈仓,东路呼应覆灭于新城,第二次北伐,开局已然不利。
“丞相,是否……暂缓攻势?”杨仪小心问道。
诸葛亮摇头,目光重新变得坚定:“孟达虽败,然司马懿东调,曹真、张合处压力未尝减轻。陈仓久攻,郝昭亦疲。传令王平,不计代价,再攻!我军主力,亦需加大对祁山魏营的袭扰力度。此消彼长,胜负犹未可知!”
他心中还有一个不能明言的念头:北边那个“玄鼎”,此番动静如此之大,或许……能为他牵扯更多曹魏的精力?尽管他不喜甚至警惕张明远那套“异端”学说,但此时此刻,敌人的敌人,未尝不能是一种间接的助力。
逐鹿城,决策堂。
“司马懿已破新城,正善后,不日将返洛阳。”刘圭汇报。
“曹叡下诏,一面严查‘妖言’,一面稍减部分赋税,并抽调洛阳兵马北援。”潘濬分析着洛阳的决策,“其方寸已乱,举措失据。”
“我方‘深潜’檄文效果超出预期。”徐庶眼中带着一丝兴奋,“中原各重镇皆有反响,虽遭镇压,然种子已播下。尤其我檄文中提及的具体赋税案例与北地情形,皆经严格核实,难以驳斥,更易引发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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