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今对照：从“客籍约长”到现代城乡结合部“新居民议事会”
明代的“客籍约长”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分类治理、赋权赋能”**的基层治理智慧——它没有将外来人口视为“治理负担”，而是通过设立专属的治理主体、搭建利益协调平台，实现了主客群体的共生共荣。这种智慧，在当代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中，依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他们被称为“新居民”。这些新居民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面临融入难、维权难、归属感弱等问题。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的王江泾镇为例，该镇地处江浙两省交界处，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拥有纺织企业300余家，外来新居民超过5万人，占全镇总人口的40%以上。前些年，因新居民子女入学名额分配、企业劳资纠纷、邻里宅基地矛盾引发的信访事件频发，年均信访量超200件，基层治理压力巨大。
王江泾镇的治理者从明代“客籍约长”制度中汲取灵感，创新推出**“新居民议事会”**制度，构建了“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治理模式。其运行逻辑与明代的“客籍约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推选“新居民议事代表”，赋予治理话语权：与明代客籍人口自行推选约长类似，王江泾镇按照“行业分类、地域集中”的原则，让新居民从同乡、同行中推选议事代表。这些代表既有纺织企业的技术骨干，也有农贸市场的个体工商户，还有社区网格员，他们熟悉新居民的需求，能够用“乡音”沟通，用“乡情”调解。议事代表与本地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联合议事会”，参与镇里的民生决策，比如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社区治安管理等。仅2023年，联合议事会就审议通过了新居民子女入学补贴、工业园区公共食堂建设等12项民生提案。
2. 搭建“新居民服务平台”，破解融入难题：借鉴明代“客籍义仓”与茶馆宣讲的经验，王江泾镇设立了“新居民服务中心”，提供就业指导、子女入学、法律援助、文化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中心还开设了“乡音讲堂”，邀请新居民议事代表用四川话、河南话等方言讲解当地的村规民约、《民法典》相关条款，同时组织“新老居民结对”活动，让本地居民带领新居民熟悉社区环境、参与志愿服务。此外，镇里还设立了“新居民互助基金”，由政府、企业、新老居民共同出资，截至2024年，基金累计帮扶困难新居民家庭300余户。
3. 建立“纠纷调解机制”，实现源头治理：明代客籍约长的核心职责之一是调解纠纷，王江泾镇则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居民调解工作室”**，由议事代表中的法律从业者、退休干部担任调解员。调解工作室实行“乡音调解”“行业调解”，针对纺织企业劳资纠纷、邻里排水矛盾等常见问题，制定了专门的调解流程。调解结果不仅要双方签字确认，还要报送镇司法所备案，形成“调解—备案—回访”的闭环管理。这与明代乡约调解纠纷后报官府备案的制度，有着一脉相承的治理逻辑。2023年，该镇新居民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8%，信访量同比下降65%。
如今的王江泾镇，新老居民和睦相处，信访量较十年前下降了70%以上。新居民议事代表还牵头成立了“新居民志愿服务队”，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对明代“主客相安”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从“管理”到“治理”，从“排斥”到“接纳”，关键在于赋予新居民话语权，搭建共生共荣的治理平台。
（三） 治理启示：以“赋权”打破身份壁垒，实现多元共治
明代“客籍约长”与当代“新居民议事会”的对照，揭示了城乡结合部治理的核心密码：身份壁垒是融入的最大障碍，赋权赋能是破解难题的关键路径。
明代的客籍人口与当代的新居民，都曾因“外来者”的身份被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并非依靠官府的强制管控，而是通过设立专属的治理主体，让他们从“被管理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明代的客籍约长、当代的新居民议事代表，都是连接外来人口与地方政府的桥梁——他们既了解外来人口的需求，又熟悉地方的治理规则，能够在两者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此外，分类治理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明代按职业、籍贯划分客籍群体，当代按行业、地域推选新居民代表，都是基于“人以群分”的社会规律，让治理更具针对性。不同群体的需求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有所差异——船工关注的是码头治安与运费结算，手工业者关注的是作坊用地与技术培训，新居民关注的是子女入学与劳资纠纷。只有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需求，才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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